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这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类似于只要有鸡巴就必定是强奸犯。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在中国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