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馨通过他的自订年谱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这个貌似强大，时时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帝国，它赖以安身的，是一座暂时还没有喷发的活火山。虽然谁也说不清这座火山到底什么时候喷发，但是谁都可以肯定的是，这座火山一定会喷发，而端坐于火山口的社会精英们，必将成为火山吞噬的首选目标。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更深层地接触和了解官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地方大员的，这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面貌。

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于清与贪、廉与污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研究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才更能客观地还原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病态社会、病态时代和病态国家。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似乎坚不可摧，但其实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如同白蚁般的诸种社会问题早就掏空了大厦的基石与梁柱，只要有一场足够大的风雨，这座大厦一定会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