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意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开始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但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比如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地方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张集馨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目不像今天这样庞大。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送礼。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大家对陋规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有两千多两银子。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用于支付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