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农历八月十二，距花好月圆的中秋节还有三天。著名诗人龚自珍在江苏云阳书院暴死，享年五十岁。龚自珍的死讯传到京师，那些被他斥责过、嘲弄过的政府要员们暗地里松了口气：这个刺儿头终于闭上鸟嘴了。那些喜欢他诗文的人，则不免生出些人生无常的忧伤。一些人甚至附会了一个香艳的爱情故事，认为他们热爱的诗人不是暴病而亡，而是和某位贝勒夫人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以至于贝勒的儿子对他下了毒手。

这种说法并没多少根据。一个诗人的死也并不比一个农夫的死更高贵，虽然他在世时写过一些平平仄仄的诗，但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平等的。只不过，龚自珍的死意味着，那个原本就被他指斥为万马齐喑的社会，这时连一点愤怒的杂音也听不见了。一个总是发杂音的人死了，社会终于“和谐”了。然而，在表面的“和谐”之下，这个古老的帝国却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就在龚自珍去世之时，为了逼迫清政府就范，英军从广东北上，攻陷了距龚自珍的老家只有几百里的军事重镇定海、镇海和宁波，葛云飞等高级将领战死，总督裕谦绝望自杀。

虽然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平均寿命很短，但五十岁去世仍然太过年轻。不过，正如古人断言过的寿多必辱那样，早死其实也有早死的好处——至少，龚自珍侥幸没有看到一年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更没有看到他预言过的豆剖瓜分的衰世变成现实。从这个角度讲，早死的人有福了。在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帷幕之际，这位大变革的预言者赶紧扬长而去。个中情形，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过的那样：

日薄西山，当他从镜中看到病后的面容

他也看到了一个时代，正在无可挽回地死去

在时代死去之前，他得赶紧闭上眼睛

他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死

珍藏一个读书人的气节和名声

……

在短暂的生命里完成浩荡的事业，就注定了这将是加速度的一生，而加速度的初始，往往和两个字有关：早慧。龚自珍即如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龚自珍出生于杭州城东马坡巷。龚家是一个数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儒雅传家，诗书继世，经营的无非是笔墨的营生。龚自珍的亲人中，以文出名者不乏其人：他的父亲龚丽正是著名学者，著有《国语注补》和《楚辞名物考》；他的母亲段驯是有名的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朴学大师。良好的家庭注定了他将受到良好的教育，龚自珍的早慧与此不无关系。二十来岁时，龚自珍写就一组汪洋恣肆的《明良论》，他博学的外祖父读后大为兴奋，感慨说：“我老了，还能见到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才死，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外孙，段玉裁寄托了无限期望。龚自珍弱冠时，其父写信给段玉裁，请他给龚自珍取字。段玉裁给龚自珍取字为爱吾，并在那封老长的信中勉励龚自珍：“爱亲、爱君、爱民、爱物，皆吾事也。未有不爱君、亲、民、物，而可谓自爱者；未有不自爱而能爱亲、爱君、爱民、爱物。”两年后，七十九岁的段玉裁又一次写信给龚自珍，告诫他“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