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还能扯上一点转弯抹角的关系。乾隆四十年（1775年），段玉裁署富顺知县，富顺即我老家。段玉裁在这个川南的偏僻之县做官两年，十分重视教育。他修建了文昌宫和薛翁祠，还经常在公余到书院为生员讲授经学。他的重要训诂著作《诗经小学》、《六书音韵表》即完成于富顺任上。此外，他还主持修撰了《富顺县志》，在富顺的若干部县志中，段志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当他离任时，邑人在他的住处大书“循吏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

段玉裁希望外孙龚自珍也像他那样，一方面，做一个循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在承平时代，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真实可行的追求。诚如是，则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均有收获。这样的人生，有谁不景仰呢？然而，段玉裁比龚自珍幸运之处在于他生活在清朝最强盛的乾隆时期。身处货真价实的盛世，人民除了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交迫外，还保有一种自信与烂漫，能够从容不迫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然而，时光之河流淌到龚自珍这里，水势已经悄然变化。后来，龚自珍既没为名儒，也没为名臣，而是地地道道地为名士。这倒不是龚自珍喜欢名士诗酒癫狂的意气风发，而是时代拒绝给予他为名儒与名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