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龚自珍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疾病，无可救药的疾病。在这个貌似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龚自珍看到的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龚自珍认为是“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也就是说，龚自珍认为，在他那个名为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最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才的缺乏：君主身边没有才相才史，军队没有才将，学校没有才士，农村没有才农，城市没有才工，街市没有才商，甚至里巷没有才偷，市场上没有才驵，山林里没有才盗。不但君子很少，就连有才的小人也鲜见。一旦有才士与才民脱颖而出，那么就会有百倍于他的不才者监视他束缚他，乃至杀戮他。杀戮的办法不是腰斩砍头，而是专门杀戮其心——杀戮其为天下之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和无渣滓心。

理解龚自珍这一论断的核心是才，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工才商、才偷才盗，这个“才”是指什么呢？我以为，所谓才，就是有个性，能够跳出窠臼独立思考，在强权的高压与荣华的诱惑前保持健全人格。然而，在一个万马齐喑的衰世，不但肉食者不可能跳出窠臼，只能因循守旧，至多做一个李鸿章自嘲的那种政治裱糊匠，维持帝国这座即将倒塌的老房子表面的光鲜，就连小偷小盗也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帝国的前途，马克思早就作了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如同大地震到来之前，一些动物能够预感到大难将至，并提前作好逃生的准备一样，当整个国家从元首到黎庶都混沌无知，甚至将衰世视做歌舞升平的治世时，龚自珍预感到了大变革即将到来。尽管他还没法像比他晚些时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如郑观应等人那样看得更为真切，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日之将夕，暮霭丛生”的危机。他希望能以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一句话，他想拯救这个国家，这既出于儒家的道义，也出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但是，要获得拯救国家和时代的机会，就必须进入帝国决策层，而要进入帝国决策层，唯有经过科考一途。然而对龚自珍来说，科场却是他的伤心之地。龚自珍十九岁时应顺天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看起来似乎科场顺利。谁知他二十八岁中举后，一连参加了五次会试，次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年已三十八岁时，第六次会试，才得中进士。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能金榜题名，不是文章写得有多好——至少主考官们看来就是如此——而是作为一个愤怒的异见者，他拥有了全国性的名气。那一年，阅读龚自珍考卷的官员叫王植，那时的考试和现在一样，都是隐去了考生姓名的。可能龚自珍文章的观点太偏激，王植就像看小品一样，不由地笑了起来。按王植的意思，当然不会录取。不想，另一个阅卷的官员温平叔把考卷拿过去看了看，断言说：“这张考卷是浙江省的，考生一定是龚自珍。这个人最爱骂人，也最会骂人。如果我们不推荐上去，恐怕他会骂得更难听。”这样，龚自珍就以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中了进士。按理，龚自珍应该对录取他的王植心怀感激。可有人问龚自珍的房师是谁时，龚自珍轻蔑地说：“稀奇得很！竟然是无名小辈王植。”王植很不愉快，找到温平叔发牢骚：“依你说的把他录取了，可他还是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