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殿试，爱骂人而名气甚大的龚自珍可没了好运气。那一年，主持殿试的是大学士曹振镛，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不倒翁。曹振镛曾多次主持殿试，并固执地以士子的书法是否属于端庄的馆阁体为评判优劣的唯一标准，这纯属买椟还珠，以至于《清史稿》称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关于馆阁体，清人洪亮吉说：“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字如其人，这种雍容华贵却又千人一面的字体，官场老油子曹振镛自然得心应手，而毕生主张个性解放，天真烂漫的龚自珍，他如何写得来馆阁体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龚自珍书法，虽不能与书法大师比肩（毕竟他不是以书法名世），但也潇洒自如。然而，在曹振镛之辈眼里，写这种字的人哪怕文章再好，见解再独出机杼，都无足观了。考试成绩揭晓，龚自珍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被列为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龚自珍设计过的中进士入翰林的理想人生就此落空。

二十八岁中举后，龚自珍即在京城做一名无足轻重的小京官，先任内阁中书，后升宗人府主事，又改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祀祭司行走等职。直到1839年春天，龚自珍辞职离京，他的仕途依然乏善可陈。他一直充任的，都不过是无权无实的闲曹冷职，最高职务也只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对一个以天下兴废为己任的人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无异于霄壤之别。

科场的不顺，帝国病态的人才选拔机制，如同一条条无形的小蛇，恶毒而长久地咬噬着龚自珍自尊敏感的心。多年以后，当他辞官南归，决心以著述和讲学，而不是以权力来影响这个沉睡的老大帝国时，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病梅馆记》，作为对早年遭遇的反击。在“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标准（实则暗喻帝国的人才选拔标准）之下，种梅花的人只能“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因而“江浙之梅皆病”。苦痛于如此这般的现实，龚自珍表示愿意“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但这只能是他退守书斋后的一相情愿：对江河日下的大清朝，对自以为生活在幸福中享受太平盛世的肉食者，龚自珍没法唤醒他们。因为，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只有彻底而尽快地死，才是挽救它的唯一途径。

是故，尽管龚自珍毕生都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天公已经选择性失聪，听不进任何逆耳的忠言。这个积重难返的老大帝国，根本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直到它崩溃、消亡，不拘一格降人才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