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恩格斯称道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一样，龚自珍庶几也与之相同：他生活在封建大厦行将倒塌的前夜，这位敏感而疏狂的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骚乱已经拉开帷幕。龚自珍的痛哭和癫狂，隐含着他对那个不可救药的时代的绝望，但内心深处，他依然热爱着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所谓爱之愈深，痛之愈切是也，又所谓哀莫大于心不死是也。

与乃父相比，龚孝拱对世界与时局看得更为透彻，也因这种透彻而更加绝望，或者说真正绝望。如果说龚自珍还心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幻想的话，那么龚孝拱则已心如死灰；如果说龚自珍生活于大变革与总崩溃前夜的话，那么龚孝拱就生活于大变革与总崩溃之中。那柄高悬在帝国和个人头上的利剑，已经真正落了下来。对他来说，哀莫大于心已死。他纵情酒色，玩物嗜赌，虽从小饱读儒家之书，却为了谋生而服务于被儒家鄙视的蛮夷之人。他适性得意，愤世嫉俗，甚至以摧毁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为乐事，却又在偶尔的狂与佯狂中流露出内心的挣扎。从龚自珍到龚孝拱，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永远都显得那么渺小，拯救也好，逍遥也罢，最终都无济于事。其情其景，让人想起茨威格那句充满宿命也充满无奈的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