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的一角，我见到七十九部莎集第一对开本，均是平放，一架叠着一架，有如众多金条，夺人目睛。打开副本第一号，扉页上有当时伦敦承印商伊萨克·贾格尔（Issac Jaggard） 于一六二三年留下的签名。几个钟头之后，我又到国会图书馆，由彼得·凡·温根带到一间小屋，此处保存了开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的藏书。我们满怀虔敬之情，在屋内略作逗留。彼得静静地说道：“这里有如犹太教的至圣所。国会图书馆正是发源于这些藏书。”

所到之处，珍籍善本联翩而至，令人晕眩，而且每次都有亲手触摸书籍的经历，此中清福，颇值得回忆。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霍顿图书馆，我手持过一部“双象”（double elephant ）超大对开本（40×26.5 英寸）的奥杜邦《美洲鸟类图谱》（Audubon, Birds of America）。在附近几英里处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我翻开了一本戋戋小册，亦即广为人知的《马萨诸塞湾圣诗》（Bay Psalm Book），此书是北美最早印刷的书籍之一。在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作研究时，我拿起由当时的英格兰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印制的几本十五世纪的书籍，欣赏把玩。几个月后，一位加州的收藏家也让我展读其收藏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歌》（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也是在西海岸的寻书之旅中，J. 保罗·盖蒂博物馆手稿室的保管员取出几部十世纪的泥金装饰写本，路德维希藏品之一，亦慨允我翻阅。在费城的图书馆公司，我从架上取下第一部进入北美洲的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我赏读了一卷名垂后世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日记；在印第安纳州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利利图书馆，珍本甚多，其中有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藏的《李尔王》注释本，还有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私藏的一册美国宪法。沙伊特家族的第三代收藏家威廉·沙伊德（William Scheide） 把他珍藏的古登堡《圣经》摆在我面前，邀我触摸历史上活字首次压印纸张的地方，真是心旌神摇。过了一年后，书商普丽西拉·朱韦利斯（Priscilla Juvelis ）因不能亲临纽约某场重大拍卖会，问我可否帮她投标，授权让我在那场苏富比拍卖会上豪掷二十五万美元；在连场竞投中，我获得八轮成功。

在为编撰此书所作的研究进行到半路时，我从新闻报道得知，有人因窃书数千部在艾奥瓦州被捕，一时舆论为之哗然。这是对此案的初次报道。大英图书馆的尼古拉斯·巴克曾跟我逗趣，称我的爱好是“书医学”，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将拙著写成一本诊断学课本，然而我认定这样的极端特例很有意义。布隆伯格无疑是个雅贼，但是正如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R. 里德在审讯他时所多次声称的那样，他“仅仅是个贼”吗？我想查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时任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馆长的劳伦斯·C. 罗思（Laurence C. Wroth ）写道：“收藏这种本能就像发酵过程，法律法规无法消灭它；收藏欲淡漠的人皱眉不满，也不能剥夺它的活力。只要还有人收藏，只要还有书，就会有藏书家。”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仔细思量美国的藏书时，他将会自问的不是“藏书家为这些藏书做了什么”，而是“如果没有藏书家，这些藏书会怎么样”。在他对这些藏书的基础与增益作过一番周密调查后，就会察觉，它们的组成与一种难以确认的“卓越”的品质互相交融。这种品质使得至少有二十位美国藏书家堪与欧洲的最佳藏书家相媲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靠受约束的公众或机构的资金，美国的藏书无法具备这种品质。正是私人藏书家的热忱、学问与轻抛万金才让美国的藏书有了这种品质。

罗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藏书癖之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