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掀起高潮。他与胡风接触不多，如果要说对胡风不好的印象，就是鲁迅说此人“易招冤家，有点神经质，文学理论上有些拘泥，写东西不够顺畅”等。终于，“他看了公布的三批材料，大吃一惊。在出国途中，赶写了一篇《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表示自己与党政治上保持一致。”

“反右”声势浩大，文艺界人人自危。他应邀列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到了8月，夏衍作爆炸性发言，揭发冯雪峰1930年代的“反党活动”，冯雪峰当场大哭。郑振铎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文艺界的斗争真是复杂，而很多事情自己并不了解。他想，自己只有一种原则，就是站在党的一边。

在一场场斗争中，他主要是“跟”。后来有人批判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并要“拔掉郑振铎先生这面白色大旗”，他终于被裹胁着逐渐进入漩涡的中心。

何其芳在回忆郑振铎的文章中说，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整改阶段，郑曾说他读了《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批评他学术著作的文章，开头是很不高兴的。后来思索这些问题。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失眠的，也居然在晚上睡不着觉。他认识到人有时需要大喊一声，浑身出汗，然后病才能好。所以他希望大家多批评，重一点也可以——这些话是说得很坦率、很诚恳的。

何说：“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我当时喜欢的读物。虽然他已快滿六十岁了，却那样带有年青人的气息，那样热情，那样精力充沛。他总是高声談笑。他总是对人很坦率，使人感到对他完全不必有什么戒备。他总是不吝惜用热烈的話来称赞他觉得好的人，称赞他读过的好文章，称赞他新近得到的好书。好象他总是希望把他的快乐和人分享。”

郑是一个心地纯正的学问家。内心沉郁内敛，也豪放而有正义感，是义士和侠士。他当年与吴晗、邓拓、茅盾等人相从甚密。可以想象，如果他活到1966年，以他的个性和为人，也不过为中国的文革史再添了一桩惨案罢。1958年，他出访时飞机失事而遇难，命运为他安排了适时退常

郑振铎（1898～1958）：文学史家、翻译家。我国建国后第一任文物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