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仕途颇为漫不经心。他曾经说，“对于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一个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

解放后头一年多的样子，他接触最多的是哲学家艾思奇。“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敬佩他”。“他到清华讲演的时候，对形式逻辑的成见还没有取消。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有一点错误。张奚若在旁边扯我衣服，我也没有打祝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进行了一场形式逻辑的大讨论，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学点逻辑。为此，金主持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以推广与普及逻辑。该书于1962年出版，先后共印100多万册。1961年，高等教育部邀请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于1979年才出版。他还曾担任《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

1957年，金岳霖及冯友兰等为主的中国哲学家代表团首次应邀出席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这是新中国哲学家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哲学会议。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1958年，金又与周培源、冰心共同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并在英国牛津大学作了题为《哲学是社会实践的指南》的演讲。

金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与毛主席是同乡，曾有毛主席吃过四次饭。第一次是1957年在怀仁堂。毛大概已经知道金是湖南人，坐下来，给了他几只辣椒。席间，金记得最突出的事情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使他饭也不能吃。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金事后笑道：“这件事充分表现人民的领袖与人民之间没有隔阂”。

最后一次吃饭是1959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席间，章士钊谈话中提到苏联，说“西邻责言勿理也”。金作为乡晚辈席间不便讲话。回程路上却忽想起，倒可以对上“东里子产润色之”的下联。并笑道，如果说出来，毛主席一定会大笑。——金对于毛主席的感情及其倡导的主义的崇敬之情，可见一斑。

1963年，毛主席七十大寿。金听说毛主席是不让人给他祝寿的。他们几个乡辈就商量，以为公开祝寿不妥，但私下祝寿未尝不可。这事就交给金来办。他于是举寿联为：“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将毛主席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与改变，表达到了极致。

其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实践论》。金读了之后很高兴，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提到学习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以成江河。结果《新建设》将“涓涓之水“印成”渭渭之水”，金很气愤。提起《实践论》，他曾碰到“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向钱锺书请教。他马上翻译成：“A fall in the pir,and a gain in your wir.”“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文革”期间，金虽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但似乎没有更多的受到残酷迫害和非礼对待的文字记录。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日子还是好过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出任系主任。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甚至在1965年左右，他的《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