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Dobbins，China’sMysteryMan，p 19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Walker，China’sMasterSpy，p 164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Stratton，NavyGuerrilla。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他的朋友圈子和职业关系包括了程潜、汤恩伯、杜聿明、曾扩情、何浩若、贝淞荪、伍仁硕、林可胜、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他与四川帮会“袍哥”头子田得胜、冯什竹、唐绍武和石孝先等也很熟。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162页。并见Gray在China’sNumberTwoMan，《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也写过赞词。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2、159页；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1:108。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戴笠认为佛教的自我修身能使人延年益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但亦请参考有关戴笠缺乏一种“天主教系启蒙意识”的评论。Schaller，TheU S CrusadeinChina，pp 243—244。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两个意大利神父雷鸣远、雷振远相继为该教堂的头目，而他们直接向军统汇报情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名望之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同上。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他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江苏省保安司令。陈恭书：《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55页。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同上书，第153、162—163页。为了不让胡蝶感到孤单，戴笠后来让她到旧金神父路唐氏兄弟那儿住。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关于胡蝶，见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2：17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