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校长对这个疾患并没有一个持久或全面的精神治疗法。军校的政治教育薄弱，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搞宣传的学员被派到国民党北伐军中去了。另外，由于军事指挥和政治教育分家，培训部的教官们对党的思想原则缺乏深刻的理解。蒋在1924年对第一期的毕业生讲话中说，军队党代表的任务应限于解决管理问题；他们不应当根据意识形态来对教官们下评论。对蒋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人”：懂得遵守纪律，服从营地和校园的规章，坚守目标，并保持“良好的”日常生活秩序。Landis，TrainingandIndoctrinationattheWhampoaAcademy，pp 81—82，p 84 与管理（后勤和行政）相比，蒋介石更强调战地指挥，以这种方式赢得了学员们对他的忠诚。这种对管理的忽视——蒋介石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后来证明是他和他的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Eastman，SeedsofDestruction，p 146。但汉斯·凡·德·冯注释道：“在30年代中，蒋在改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很大努力，但其成果被抗战抵消了（私人通讯）。”“这个最终的缺陷显然使他无法认识到一个有组织、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对现代军队的运作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的重要性。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指挥人员一样，他的长处在于指挥军队作战。”Landis，TrainingandIndoctrinationattheWhampoaAcademy，pp 90—91 因为，“老头子”——黄埔团体的人员这么称呼蒋——在军校占据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演讲者，又是一个能够与大多数年轻学员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联系的战地指挥员。同上书，第92—93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5—56页。

蒋与黄埔最密切的关系要算他与第一期的“天子门生”们，尤其是与胡宗南这些从浙江来的人。尽管人们经常提到黄埔派，但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根据班级或背景而存在着许多派别。如曾就学于欧洲军事或警察学校的学员，以及崇拜法西斯德国和崇拜法国的学员，他们在酆悌和唐纵的领导下，在黄埔的毕业生中自成一体。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1页。胡自己因为身材矮小，险些未被黄埔录取（他须从廖仲恺那儿得到入学考试的专门许可）。但他一旦入学便干得非常出色：在北伐前夕，他就被提拔为营长。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4页。

与此同时，他的朋友戴笠为成为一名骑兵军官而拼命学习。一进黄埔，戴的言行举止突然彻底变了。那个整天带着同学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家伙不见了。相反，戴笠变得沉默寡言，善于观察，少说多听，为与上司保持关系而不是为了在同伙面前夸耀而大肆收集信息。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14页。据他的骑兵教练许振亚回忆，戴许多时间都不在黄埔军校，而去广州珠江上游与政治要人交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