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戴笠到了南京，在首都的太平桥一带勉强维持生计。他从未读完黄埔的课程，所以也没有正式毕业。尽管没人确切知道他是怎么到了南京的，但大多数人谈起戴笠奇怪的上升都强调他很快在胡宗南那里得到了职位一事。1928年，国民党重新组织了力量北伐，胡宗南担任了第一军第二纵队司令。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页。胡直接在曾任黄埔教官的刘峙手下就职。刘那时在蒋介石与总参谋长何应钦下面的第一军团任第一军长。刘将军后来在1930年又当上了河南省的省长，1939—1945年间任重庆警备司令，并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任战地指挥。1955—1956年间他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安全顾问。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1：323，2：391—393。国民党军队的基本单位是师，三个师组成一个军，三至五个军为一个集团军。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 229。

戴笠投奔到他当年在杭州的老朋友胡宗南那里后，在他手下当了个小小的卫护官。后来胡推荐戴笠任职于黄埔校友会毕业学生调查处。黄埔校友会的前身是孙文主义研究会，在1926年6月北伐前夕，它有300个成员。当这个学会在1926—1927年的军事活动中解散时，蒋介石名义上是校友会的主席。蒋与统一战线的左翼决裂后，只有反共分子还留在其中。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p 54

黄埔校友会调查处成为后来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核心部分，前者本身于1930年解散。同上书，第54页。这个组织曾是蒋介石军事训练体系中的安全机构。该体系最终包括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轻重兵学校、海军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再加上培养军官和干部的各种训练班。“训练”一词使人想起漫长的军事化过程，它可追溯到18世纪下半世纪绅士阶层的军事动员，并在1850—1860年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达到顶峰。见Kuhn，RebellionandItsEnemies。到了民国时期，训练（一般制度化为6个月的课程）的意思比较含糊。它一方面指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军事专业化和政治教育课程，另一方面又指边干边学地掌握技术的意思。Strauss，TheEvolutionofRepublicanGovernment，p 91。到了1935年，训练班多达100多个。为了让蒋放心，从一开始就显得有必要在登记和调查这些毕业生的毕业证书的借口下，跟踪他们的行迹。蒋介石必须防止类似他自己的黄埔校友会那类团体的形成，为此他不让这些军校的“校长”们与学生建立密切关系。杭州空军学校校长蒋坚忍，由于学生们对他忠心耿耿，于是被叫到南京，以把该校的校友会变成一个权力基地的罪名而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和惩罚。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9页。

通过在黄埔校友会调查处工作（它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前沿机构，而该同志会则是“蓝衣社”的关键部分），戴笠自然与一批没有工作的黄埔毕业生有了接触。只要能找到钱来支付活动经费，他们便乐得参与他组成的一个专门的情报收集机构。也正是在调查处工作期间，戴笠让总司令当时的随从副官胡靖安把他作为警卫队高级侍卫的候选人引荐给蒋介石。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个位子。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83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