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与没工作的黄埔毕业生的关系网，戴笠开始收集有关受怀疑的人的非法政治活动的消息。他经常用有意刺激的方法，如散布有关蒋的谣言，来诱使别人批评总司令对政府的领导。一开始他并没有正式的渠道来向他的上司递送这些报告。据说戴笠必须用当年把情报摘要送到蒋的办公桌或车里的办法，即利用他作为蒋介石司令部门口警卫的位置，在领袖每次通过的时候把这些写有密报的纸条递上去。据说，蒋越来越依赖这位新侍卫来得到这类情报，而且不久，只要总司令看见戴站在那儿等他，他的车就会在大门口停下。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155页。

另一种对戴笠有点儿贬低的说法是，这个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在卫队里的工作就是给蒋总司令当跑腿一类的差使。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后来回忆道，戴笠会每三天到警卫部食堂的后门处，通过厨师或值勤官递送情报。戴笠不敢过问对这些情报的反应，而毛庆祥一开始都不把它们送往总司令那儿。这时戴笠尤其渴望在蒋的眼里有一种新的形象，来取代蒋肯定还记得的当年戴在上海做事时的“小瘪三”样子。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27页。但过了一阵后，毛发现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值得引起注意，于是他开始把这些报告送蒋介石一阅。而蒋则对这些消息的丰富表示欣赏，并命令戴笠到胡靖安的侍卫队“情报小组”当一名情报员，同时，蒋还开始向戴支付除工资以外每月3，000元的活动费。有了这笔经费，戴笠便得以雇用更多的情报人员，逐渐地在他自己身边组成了有名的“十人团”，即一个专门的，由他自己和其他年轻的官员和军官组成的特务组织。其他人员为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黄康永：《北伐之后》。另有人认为是在1930年。而还有人认为十人团由戴笠在1932年日军包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组成，因为蒋介石要戴笠调查出他在军队里的敌人。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2—83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2页。注意，黄雍说十人团成立于1932年，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但最有权威的资料认为，戴笠在1933年成立第一届调查通讯小组的晚宴时，召集了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为彬（即徐亮）、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这个团体被叫作“十人团”。后来马策和郑锡麟退了出来。取代他们的是刘恢先和裴西度。据说，戴笠是由此真正开始其特务生涯的。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1页。据一位进步批评家解释，特务一词包含了“特别”的意思，因为它与“正常”的、有固定“秩序”的社团与“道德行为”相反。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真相》，第1页。

有人说，蒋介石越过所有人转向戴笠，是因为胡靖安的脾气凶狠且难以控制，使蒋对他失去了信心。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4—155页。几年以后，当戴笠成了蒋介石最有权威的特务头子后，军统为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宴会，胡靖安没有受到邀请。胡冲进宴会，破口大骂，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他骂道：

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文强：《戴笠其人》，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