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1931年之间，蒋介石惟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总部的密查组。在这之前，陈果夫在上海的招生单位是蒋的情报机构。1926年的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在戴季陶和张静江（两人都是浙江人）的支持下，陈果夫被选为党中央监查委员会成员；同年稍后，陈当了组织部部长。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蒋的非正式特工很多，这是因为1927年之后在他自己支持下发展起来了各种秘密组织，蒋采取让这些组织各自为资金和权力互相争斗、互相制约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3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半正式的小组还是成立了，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并从中央党部拨出秘密“特别经费”提供给它，利用它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83页。密查组亦称“联合组织”，以陈立夫为首，他曾经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保密处，当过国家改组委员会的总书记。据波曼说，负责清除共产党员和有亲共嫌疑人员的调查组分为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该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1：207。

正当1927年的清党开展之时，戴笠在总司令私人间谍系统里的正式职责与他的个人任务并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经开始在二科里，通过继续成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团，来形成他个人的“机构”。这些黄埔的毕业生就像明清时期官员中的“幕友”，一开始都从戴笠那儿领工资。事实上，他们直到1932年蒋重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时，才作为政府官员正式加入该组织。关于这一点，见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60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页。在那四年里，其人事稍有变动。1930年，其成员包括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唐生智的军警头子）、黄雍、马策及郑锡麟。后来最后的两个人要求退出，于是唐纵让刘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们。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文强：《戴笠其人》，第187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页；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3页；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这个小组是在“外语训练班”的名义下开展活动的。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组织》，第283—284页。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关于鸡鹅巷办公处的描写，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79—180页。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关于徐恩曾背景，见祝韵雅：《中统头目徐恩曾》，第156—161页。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0页。“行营”一词根本没有点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行政和军事的绝对权力。VandeVen，StatesofWar，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