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的政策直接与全国特别是继续呼吁抗日的学生们的情绪背道而驰。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1931年12月6日召集了大规模示威。那天学生们召开代表大会，请来了上海所有大学的代表以及南京和北京的两个代表。会议结束时，这两个外来代表遭到十来个当地国民党员的攻击，而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对此则无动于衷。北京代表被绑架到一辆车里带走了。学生们认出了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暴徒，便于12月9日在市政厅前集合，要求释放他们的北京同志，并惩罚国民党暴徒。市政府为了自我保护，宣布实行宵禁，但最终无法阻止抗议者：他们捣毁了国民党总部，迫使蒋介石的党徒市长张群辞职。Henriot，LegouvernementmunicipaldeShanghai，1927—1937，pp 105—106 八天后，12月17日，部分是迫于学生压力，蒋介石辞去了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务，回到奉化老家。Israe，StudentNationalisminChina，pp 71—75；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1：328—329

尽管蒋可能对他的心腹随从谈起过制定解决国家危机方案的重要性，但他对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仍一无所知。戴笠、刘艺舟、赖云章的确去了溪口慰问蒋，并向他表示，黄埔的坚定派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对他支持到底。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0页。筹备处的成员们想等预备工作完成后才向他请求批准成立这个组织。章微寒宣称，在辞职的前夕，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私人会议，该会议由十来个前黄埔学生参加：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和戴笠。据说蒋告诉他们，革命面临着要么输给日本外犯，要么输给共产党内乱的两种局面，因此必须想法挽救他们的事业。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4页。但当滕杰听说有走漏消息给校长的危险时，便决定给陪同蒋在奉化的秘书邓文仪发一个私人信息，要求他立刻汇报他们的计划。总司令由于受必须动员人支持安内政策的信念左右，作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当时在他面前摆着一系列关于成立“救国”社团和协会的提案，显然他认为，力行社的计划是手头“对付国内外危机”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1—112页。陈立夫计划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酆悌向蒋提出了成立“救亡社”的建议。蒋拒绝了后者的计划。同上书，第113页。

与此同时，蒋和年轻的黄埔肄业生戴笠之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牢固的关系。后者前来慰问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离去时充满着对他的领袖威力的敬畏。那时蒋和国民党军队领导人向所有离校的黄埔学生提供了回校完成学业的机会。戴笠是军校第六期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对以一个普通军官身份回校，感到犹豫。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为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戴笠决定接受“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的名义头衔。这是戴笠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显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领袖俯首贴耳的意愿。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