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要内部团结统一，全国一致来从事生聚教训，以求具备对日长期抵抗的条件，然后再实行全面抵抗，那才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只有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得到胜利，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放手建设我们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

蒋介石对力行社创始人的讲话这是滕杰对讲话回忆的重述。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7页。

蒋介石在短期流亡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2月29日，军事委员会重新组成。一周后，3月6日，蒋被指定为政府主席。在这关键的两个月里，力行社从纸上谈兵变成了一个由300个无比效忠蒋介石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机密组织实体。它的成员后来成为具有50万人以上的新的国家政治力量的核心，被普遍视为像复兴社这类前线组织的成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25、112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8页。BritishForeignOfficeRecords，London：HerMajesty’sPublicRecordOffice，p 4；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3页。

由原来的力行社变成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过程，是从一份会议通知开始的。那份通知发给现被称为“护党救国筹备处”组织的三个领导，要求他们在1932年1月22日，即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筹备处”的全称在干国勋的《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页中提到。这三人是康泽、滕杰和贺衷寒。在见校长之前，他们先与蒋的秘书邓文仪在前厅碰了头。这四人共同决定，在见到蒋时他们将头一次不用“校长”称呼他，而以一个全新的、首次在他面前使用的头衔“领袖”向他致敬。按照计划，他们被领进去，门一关上，他们便尊称蒋介石为“领袖”。根据后来左派对“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批判，法西斯主义本身无非是“保旧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其“领袖”显示了极权主义的面目，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忠实而盲从的秘密群体。黄楫清：《中国法西斯特务往哪里去？》，第6—7页。然后，他们详尽汇报了力行社的计划。邓文仪作了记录。对邓文仪和滕杰的采访，引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3页。会后不久，蒋也把潘佑强叫去面谈。

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个新称呼没作评论。相反，他很仔细地听汇报。但听完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叫我‘校长’？你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计划非常合适。不过，你们都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我怕你们失败。让我来领导你们。”他后来建议，召集筹备处的所有人员到他城外的陵园别墅开“谈话会”。他们自然都言听计从。会议安排在2月最后一周的一个晚上。干国勋说会议是在1932年3月4日召开的，比邓元忠讲的晚了约一星期，并把力行社创建会议的日期定在1932年3月7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5—36页。邓元忠说开会的日期是在2月28日前的一个星期，因为在此之前的1月下旬至2月中，蒋介石在洛阳（国民党临时首都）和徐州（他在那里会见了冯玉祥和汪精卫）。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4页。张玛丽（MariaChang）说会议的日期是在1932年2月19日。Chang，TheChineseBlueShirtSociety，p 56。至于那个“领袖”的称呼，蒋自那时起就被他最亲近的随从们这么叫了。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