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华之前也有过一次婚姻。丈夫沈剑龙是浙江萧山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仪表堂堂，崇尚新潮。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青春焕发的杨之华一见倾心。杨之华对他也有好感，虽然杨家起初并不支持，但在沈家以及女儿的坚持下，他们也同意了。沈剑龙的父亲沈玄庐是当地的开明士绅，为他们在沈家花园举办了盛大婚宴。婚后，杨之华和丈夫在农村办了一所新式小学，自任教师，独立生活。不久杨之华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但丈夫的所作所为让她失望，他与朋友跑到上海，在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沉溺忘返。杨之华于是决心出走，追求自己理想的新生活。

1923年底，杨之华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瞿秋白。起初，他们的接触仅在课堂和课后的学习上，杨之华为瞿秋白授课时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所折服，而瞿秋白也对这位刻苦求知的学生很有好感，耐心地为她解释各种疑难问题。在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中，他们彼此更多地了解，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谊。瞿秋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鼓励她抛开家庭的束缚，把目光放在无产阶级和整个妇女界的解放事业上。在瞿秋白等人的帮助下，1924年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和王剑虹是同学与好友，王剑虹患病期间，她曾几次去看望。王剑虹去世后，她又去安慰瞿秋白，以极大的同情心帮助他料理一些家务，使他精神上的痛苦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可是不久，当她发现瞿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便在暑假返回乡下老家，主动回避了。她意识到，尽管自己在感情上与沈剑龙产生了裂痕，但毕竟还是有夫之妇。不料，瞿秋白很快找到了杨家，向杨之华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以及解决问题的一揽子办法。杨之华对此很受感动，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请来了沈剑龙，三人推心置腹，文明协商，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个启事：一是沈剑龙、杨之华的离婚启事，一是杨之华、瞿秋白的结婚启事。这消息，成了当时上海破天荒的新闻。

瞿秋白和杨之华是夫妻与战友的双重结合，他们的爱，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之上，婚后十余年中，不论遇上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都能始终如一，坚贞不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

1928年4月，瞿秋白赴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随后在莫斯科郊外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直到1930年8月回国。而这段紧张的生活影响了他本来虚弱的身体，他旧病复发，甚至半夜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半晌爬不起来。当时的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多次写信，劝丈夫安心养病。但瞿秋白仍念念不忘工作。写这封信时的瞿秋白，正身处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除了革命任务，对妻儿的牵挂与柔情也溢于言表。妻子的信使他获得莫大的慰藉，“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还有对女儿的挂念，“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读来无不让人为之动容。这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家对生活、家庭的热爱，也使其形象在读者心中更加丰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