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这位“理论家”偏又喜欢摸气候，以使他的“理论”能投毛泽东所好。于是，他常常向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他希望从田家英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思想“脉搏”。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他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使“老夫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这位“理论家”活像个投机商。他的“理论”随行就市，今日这般说，明朝那样写，一切都看政治“行情”行事。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陈伯达眼看“左”风正盛，提出取消商品经济，取消货币，不料押错了宝，被毛泽东狠批一顿。紧接着，在1959年炎夏的庐山会议上，“老夫子”满以为“左”价下跌，在“神仙会”上大声疾呼纠“左”，却又押错了宝，于是来了个急转弯……对于“理论家”的“德性”，田家英看得清清楚楚，笑他有野心而无主见。

田家英对江青回而避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董边曾忆及一富有趣味的细节：

田家英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老夫子”和他都哈哈大笑。笑毕，“老夫子”才意识到田家英的话中带刺儿。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革”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

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关于戚本禹，董边的记忆之中还保存着这么一个镜头：

夏日，当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

咦，田家英怎么没有午睡？是谁在中午来找他？

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

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文革”的锣鼓声近了，近了。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得志，正在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组成“联合阵线”（后来演变为“中央文革”），而“一贯右倾”的田家英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