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风景秀丽、冬日和暖的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去处之一。好多个冬天，他都在那里度过。

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又来到杭州。不过，这时的他忙碌异常，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

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五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在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谈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的话，在那时已经“一句顶一万句”了。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按照平时的习惯，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最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