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夏天，沈从文都在熊公馆的书海里徜徉，还在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和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他就坐在院子中的花架边台阶上读完了它们，从中受到不少教育也受到很多鼓励，因为他从故事中那些艰难挣扎的人物身上看见了自己。这一类的小说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那就是更注重记述现象。有人不太喜欢他的小说琐琐碎碎、絮絮叨叨，细枝末节地铺陈现象，但他执着于此，他坦言他“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从文自传·女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只有“现象”而无“道理”，他最欣赏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的本事。

在熊公馆的右侧，还有一个中级学校，叫“务实学堂”，梁启超在那里主讲过新学，蔡锷、范源濂是名校友。沈从文也曾在那里的图书室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大陆月报》等其他一些杂志。他对书的喜好，对书里的故事的痴迷都预示着他日后从文是一种必然。我们原本以为找到熊希龄公馆或务实学堂的遗址便能找到沈从文旧居，但公馆和学堂都已不复存在。

若想了解熊公馆，必读沈从文的《芷江县里的熊公馆》。他既详细描绘了熊公馆的陈设——三进三院、门廊、天井、正屋、大厅，还有客厅里的名人字画：清画家沈铨画的仙猿蟠桃、章太炎和谭组庵的祝寿诗、大总统黎元洪“有子今人杰宜年世女宗”的寿联等；也一一刻画了熊家的人，“心慈”的熊老太太、“心胸俊迈不群”的四老爷、“性情也潇洒利落”的四太太、“为人忠恕淳厚”的七老爷、“守老太太家风的七太太”。

在他的笔下，熊公馆是精致奢华的，生活富足得不能不令底层贫民羡慕嫉妒——仅仓库就有两个，一储粮食，一存杂物，所谓杂物，是金华火腿、广东烧腊、美国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虫草、熊掌等百十种，但熊公馆里的老爷太太们是“勤俭治生，自奉极薄，待下复忠厚宽和，人缘甚好”的。由黎元洪的那幅五言寿联说开去，沈从文说他最惬意“今人杰”三个字，从中他“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更认为“这种人杰是国家进步永远不可少”。他罗列熊家数量庞大质量上乘的丰厚物资时，脑子里没有闪现出“侵吞”、“剥削”等政治词汇，相反，他说琳琅满目的那些东西“顶有趣味”。这是他习惯在看一切事物时从不把“社会价值搀和进去来估定爱憎”的结果，但这不能不令乱世下挣扎于贫困线上的穷人极感不满。他对熊家人极尽赞颂，或只出于他的个人真实感受，但不能不令阶级观念深重的人厌恶。不满和厌恶，“左翼”的冯乃超便是其一。

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里，冯乃超不无尖刻地说他在沈从文的文章中看见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的传统，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沈从文不惜笔墨“替一代一代的封建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他尖锐地把沈从文归于“奴才主义者”、“地主阶级的弄臣”的行列，更把《芷江县的熊公馆》提到“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的政治高度。他对这篇文章下的结论是“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最反动的文艺”。

沈从文对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赞美在1948年那特殊的年代下的确难逃“歌功颂德”的嫌疑，更触动了很多“阶级性”敏感的人的神经。紧随其后，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把对沈从文的批判推向高潮。这让他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