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一提的是，当赫罗尼莫·莫兰1863年最先刊出这次传唤和判决的细节时，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在塞万提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不可能是锡曼卡斯判决中所提到的那个塞万提斯。然而，黄金时代文学的其他三位重要作家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ón de la Barca）、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都冒犯过法律。假如塞万提斯是清白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地离开马德里呢？尽管围绕这一传奇还存在神秘的光环，这次传唤的存在还是有助于说明他随后的行为。在1569年12月逃到塞维利亚以后（逮捕令声称“在塞维利亚和其他地方看到”他），塞万提斯在次年2月现身于罗马高级教士朱利奥·阿夸维瓦（Giulio Acquaviva）的家中，朱利奥·阿夸维瓦是阿特里（Atri）公爵的儿子，1570年5月做了红衣主教。塞万提斯为他做管家直至1570年4月。而与此同时，阿夸维瓦表现出了与教皇相当的能力。因此，阿夸维瓦和他的新雇员大概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被逐出教会，这一事件在1570年1月宣布，是一个激怒了菲利佩二世并可能成为阿夸维瓦和他新雇员的一种谈资的事件。我们知道，阿夸维瓦1568年曾前往马德里代表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向菲利佩二世表示对堂·卡洛斯（Don Carlos）逝世的哀悼。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未来的红衣主教和塞万提斯见过面，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塞万提斯在阿夸维瓦访问西班牙首都时曾见过阿夸维瓦。此外，在罗马这个教皇（而不是菲利佩二世）拥有管辖权的城市，他还认识其他什么人呢？

为了在阿夸维瓦家中服务，塞万提斯需要证明他祖先是正统的基督徒，公认符合“血统纯正”的法规。高贵、光荣、血统纯正（意味着证明书的持有者不是一个杂种，在他的祖先中没有任何摩尔人、犹太人、改宗者或为宗教法庭调解过的人），构成了这一国家最公开表达其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的神圣三和弦。血统纯正的证明是那些寻求在有钱有势家庭工作的人通常必备的一个条件，所以塞万提斯要求他父亲去做这样的文件，他的父亲做了。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寻求免于监禁，罗德里戈此前声称自己身份高贵、血统纯正，这似乎已被接受（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的主张），所以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证人。这也搞掂了，1569年12月22日同一天，罗德里戈为他的儿子申请办理必要的证明并获得批准。文件是重要的，因为他证明米盖尔确实在罗马，在为阿夸维瓦服务，而且是以不无争议的正统基督徒的身份。之所以说不无争议，是因为罗德里戈所用的这种证明方法根本不能说明这一家族的谱系。这是因为他所提交的血统纯正证明完全依赖于社会声誉和信仰的公认观点，并且这些都基于经过选择的证人观点。当然，它发挥了作用，因为他的儿子在意大利既安了家，也找到了工作。不过这没有给我们对塞万提斯血统的理解增加任何东西。有关这一文献可说的是，塞万提斯在意大利碰到了诸多困难。所有那些其工作如此接近罗马教皇职位的人，都明显需要他们信奉基督教正统的证明。正如批评家和塞学家埃伦·洛考斯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明确谈及塞万提斯祖先的文件，拥有纯粹经过公证的内容，而从司法的视角看，必然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无足轻重的”。

社会史学家告诉我们，直到16世纪中期，高贵的观念和血统的纯正才必然地联系到一起，其时，要求血统纯正的法则在西班牙社会的许多最重要机构扩散开来。罗德里戈1552—1553年诉诸自己的高贵以当作免于因负债受到监禁的理由便清晰地涉及这两个概念。他的诉求表明，血统纯正成为了高贵的一个越来越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他寄给他儿子的文件，尽管满足了一时之需，但却根本不是明摆着的高贵证明，它留给我们的事实上更多是问题，而不是回答。罗德里戈寄出的证明，只不过是为了他儿子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生存而急匆匆捏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