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差不多总是将军人描绘为吵吵嚷嚷、自吹自擂或衣衫褴褛的，尽管堂·吉诃德在论“武器与文字”时所说的话是一个战斗口号，号召我们所有人同情军人处处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兴衰变迁。由于离莱潘托战役（the Battle of Lepanto）仅五个月时间，在积极参与塞万提斯后来所描述的到那时为止最荣耀的海战之前，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学习舞枪弄剑。约翰·吉尔马丁是最倾心追踪16世纪地中海海战不断变化的面貌的人。按照他的说法，新兵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学会使用火绳枪，但培养一位弓箭手却需要数年。没有任何材料说到罗德里戈参与了战斗。但是，像他哥哥一样，他也许加入了火绳枪兵的队伍。西班牙军官难以忘怀的是他们在杰尔巴岛（Djerba）的惨败。船只的丧失是严重的，但是更深的打击是经过训练的人力的丧失。后来，一点也不奇怪，有人对西班牙的战略处境做了一次全面评估，并由海上船队司令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于1564年递交给了战舰协商会议（the Council of Galleys）。他的报告考察了针对奥斯曼舰队的诸多选择，并根据每一选项对西班牙所构成的危险进行了排序，最后得出结论说，马耳他将是最可能的目标。而且确实，1565年，马耳他受到攻击但幸存了下来。于是，由于最近的战败还记忆犹新，土耳其人没有任何发动战争并失败两次的欲望。从导致莱潘托战役的诸多事件来看，很明显，其结果将证明是举足轻重的。堂·加西亚对自己国家的防御和可能敌人的估计证明，为了在战略上获胜，有必要在战术上艰难求生；将时间拖到莱潘托战役的那一天是战术需要。不过，在战略家的目标之内，对个人的勇敢和大胆来说，也还有广阔的空间。

这一时期的印刷品显示了西班牙骑兵华丽的服装。由于许多骑兵是加泰罗尼亚人，他们的语言对其他伊比利亚人来说难以理解，他们被加上了“Papagayos”（鹦鹉）的绰号。当扛上他的火绳枪—一种重约5.4公斤（12磅）、长1.52米（大约五英尺）的枪—时，塞万提斯应当同样是耀武扬威的。在16世纪，海战通常在近陆地的地方展开。地中海上的海战通常是水陆两栖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士兵要在海陆两个场所展开战斗、为什么有桨帆船会得以产生。当然，到该世纪末，舷侧炮航船的出现，将会取代有桨帆船的地盘。尽管如此，在莱潘托战役的获胜和塞万提斯的从军生涯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还是有桨帆船。他亲眼看到了水涨船高的技术所带来航运的重大变化，这种技术影响到了这类船只所能携带的大炮和个人用火器的口径和制造。

自16世纪中期以来，航海史的变化已面目全非，不过印刷品、绘画和航海记录仍然存在，告诉我们各种航海技术，从单层有桨帆船到快速帆船以及海军所面对的各种服役环境。有三种“Galera”（有桨帆船），其中“Galeaza”（战船）到那时为止是最大的，因笨重而航速缓慢。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船是由苦役犯（forzados）来划的。路易斯·德·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于1583年所写的、令人难忘的民谣中的段落说明了苦役犯的可怕困境：

被铐在一艘土耳其人的帆船上，两手握桨、两眼瞪着陆地，一位离开了马尔贝拉（Marbella）海岸的德拉古特（Dragut）囚犯对着刺耳的船桨和链子声念念有词：哦，神圣的西班牙之海……带给我妻子的消息，告诉我她在信中落下的眼泪和叹息是否出自内心……自从我失去自己和离开妻子已达十载……在这由六条船组成的船队中，日日受到监视，奴隶总管命令犯人没命地划船。

抵抗土耳其人的战役被描绘为“海上的陆战”，是战争年鉴中经过最精心计划、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争。冲突双方都知道，由于后勤原因，战船不可能长时间出海。因此，部队所占据并以何种力量占据最近的海岸线的构筑，是决定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在历史学家所称的佐奇奥战役（the battle of Zonchio）之中，威尼斯人于1499年在莱潘托海湾已经抵抗过土耳其，尽管有关这次战役没有很多的文字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