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士兵，塞万提斯将在意大利东奔西走，因此间接地、也将经历泛欧旅行（the Grand Tour）的种种好处。在后来数百年中，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将把这种泛欧旅行当作他们教育的有机部分。同样意义重大的是，有无数学者先于他在意大利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富有影响的英国学者威廉·格罗森（William Grocyn）、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托马斯·林纳克瑞（Thomas Linacre）和著名的荷兰改革家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都在意大利学习过。七十年过去之后，他们的学术成果和那些以基督教人文主义著称的东西将会极大影响到塞万提斯的观点和写作。很难将诸如伊拉斯谟、塔索（Tasso）、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艾布雷欧（Hebreo）、阿里斯托（Ariosto）—仅举经过选择的几个人—等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对塞万提斯的影响加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是，他能够将也许可以称为“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全面理解与对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Counter-Reformation Spain）马德里的生活和时代的特殊直觉结合到一起。此外，借助西班牙在意大利半岛的占领，他能够将对意大利所有事物的兴趣保持一生。

塞万提斯逃往意大利获得自由被证明大有好处，而且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泛欧旅行相比有双重重要性，因为人们尽管轻易地忽略了在他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的混乱，但菲利佩二世曾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禁止西班牙人离开他的疆土去研习，这是一项1559年11月颁布的禁令。在见证了当宗教论争使社群分裂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菲利佩二世根本不想让煽动言行和异端邪说进入西班牙，而在发现了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新教派别之后，他对罗马教会教义的依附加剧了。借助《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罗马天主教禁止阅读的书籍官方清单于1577年引进了审查制度，而对异教徒所处的火刑（Autos-da-fé，公开烧死异教徒）变得司空见惯。对一个由其父亲带大、“总是将上帝牢记在心”并“时时接受忠言”的国王来说，禁止学生在外国求学的理由是正当的和动听的。无论审慎与否，菲利佩二世发现有必要宣扬这一禁令，并召回所有在外国的学生。然而他也知道从他广泛的游学中所获得的好处，从14岁开始，他便游历过17个省。而作为一个军人，塞万提斯不受这一禁令的约束。由于他无比热爱求学，哪里有比意大利更好的让他继续其教育的地方呢？军人的生活意味着居无定所，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它也允诺了定期的收入—即使这种允诺更经常地难以兑现。尽管按其背景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想成为一名士兵，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钦佩他适应环境的意愿。这个人的真正标准也许就存在于他对诸多事件的反应之中。

他决定遵循他所选择道路的一个首要因素，也许是一种固有的愿望，希望在参军的过程中寻求独自可以恢复家族姓氏的荣誉勋章。显然，精忠报国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可以导致获得长官和国王的认可。与塞万提斯生平有关的1661年的文献没有一份解释为什么他加入了迭哥·德·乌尔比纳的那不勒斯连队，它是塞万提斯兄弟在莱潘托将为之战斗的同一连队。

但是，如果不是为他的哥哥米盖尔带来证明血统纯正的文件，罗德里戈为什么要离开马德里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因为米盖尔的不法行为正受到当局的追捕。罗德里戈的处境与米盖尔的处境截然不同。按文学成就来说，无论怎样有限，米盖尔应当更喜欢留在马德里，继续他与洛佩斯·德·奥约斯的亲密友谊。20岁时，罗德里戈就想满世界乱跑。他哥哥的流亡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此外，他在西班牙的生活—在车轮上流浪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而它是一种间接为他军人的动荡不安生活做准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