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达阿尔及尔时，不可能期望塞万提斯知道在穆斯林海盗的所谓英雄时代中可发现的社会全部历史演变或政治发展，这一时代甚至延续到1830年法国入侵之后。与他更相关的，是欧洲基督教强国对海盗群体致力于一场反基督教世界神圣战争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因以下一点而复杂化了：阿尔及尔的摄政者在技术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然而通常又独立于苏丹采取行动，并且无视苏丹的法令，所以西班牙政府不得不同时与阿尔及尔的政策制定者和君士坦丁堡的决策者做斗争。马德里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微妙和持续的谈判（受到两国特务机关特工的指导），在莱潘托战役之后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正是在塞万提斯两兄弟被俘的时候，这样的谈判，以休战和永远的长期和平作为主题谈判，是双方政府的主要议题。这种交易，高度秘密且以西班牙财政部付出巨大代价的交易，由于法国和威尼斯人的花招而进一步复杂化了，法国和威尼斯人反过来在两个阵营中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特工和间谍圈子。

塞万提斯不会知道西班牙特工煞费苦心且最终卓有成效的恳求乌鲁奇—阿里在1569年站在菲利佩二世一边的尝试。不过，在幕后许多高度活跃的活动中，奥地利堂·约翰的名字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可能正是这一原因，哈桑·帕夏试图大胆地敲塞万提斯一笔，因而当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时，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尊敬。在巴巴里运行的，是一个由双重特工、密谋和秘密外交所组成的世界—正像在马德里、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巴黎和伦敦的宫廷中一样—这是一个塞万提斯兄弟心不甘、情不愿被迫进入的世界。由于没有审判或任何正式的法律过程，当他们被捕时，就被视为将卖给最高竞标人的商品。为了脱离这样一个世界，两兄弟将不得不适应被他们认为是野蛮的社会符号。巴巴里诸国的这些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他们是16世纪欧洲新君主的先驱），在塞万提斯所监禁的这一世界具有一种绝对的统治地位。在阿尔及尔落到他身上的诸多事件证明，自这一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出版《君主论》以来，政治圈便很少有变化。

在身陷囹圄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知道塞万提斯遇见了其他俘虏、名人、教会和国家的显要人物，他们都被宣判以等着传教士的到来。这些传教士主要来自三一会和梅塞德会（the Trinitarian and Mercedarian orders），他们定期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来，按他们的资金限度赎回尽可能多的俘虏。这是一种等待的游戏，不过，假如一个人知道他的家庭缺少所要求的钱款，他能够等待多久呢？塞万提斯，不像堂·吉诃德，在他的兜里没有魔法师或术士。在已经逃避了西班牙的法律制裁之后，他决定同样检验自己反抗穆斯林法律的气概。这将是一场铤而走险、充满忧虑的战斗。多年以后，当声称自己学会了逆境中求生时，他至少是部分地指自己在阿尔及尔身陷囹圄。

但在阿尔及尔他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对统治这儿无法无天的经验，只是强化了他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愿景。在这样的时代中，按照他在《堂·吉诃德》第一部中的著名话语来说，“词语‘我’和‘我的’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件东西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共享的”，这一哲学在哭丧着脸的骑士给做总督时兴高采烈的绅士桑丘提出的良好建议中得到了实际运用。由于是以其人文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塞万提斯对王权、政府和社会行为所持的看法，当暴露在阿尔及尔统治者（也许例外的有莱麦丹帕夏）的残酷实践和惩罚面前时，受到了严酷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