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对自己终于可以去电影院观察观众反应感到欣慰。反观他在《红高粱》中的混乱（抬轿一场的歌舞完整到观众以为是部歌舞片，荒原背景中的性与暴力又转向西部片，结尾的民族大义正该煽动，却草草结束。搞对了，会是一部后现代观念的影片呢），《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人物关系的平面处理（这要由编剧负责），《秋菊打官司》确实是他把握中国大陆当代世俗的圆熟之作。张艺谋从做摄影师开始，就显示出他是重量级的商业电影制作人，是什么误导他经历十年才语言顺畅起来？张艺谋是“第五代”中转向世俗的先行者并且最为成功，商业的正常运行使他的私生活已成为广告，质感饱满，只是这个老实人不明白到此境界，“老实”也是广告。

陈凯歌从《边走边唱》之后，今年完成《霸王别姬》。陈凯歌终于放弃非商业的做法，在这部电影里启用三个明星，包括大陆的巩俐和香港的张国荣，造成拍摄期间的轰动。

何群前年将中国大陆五十年代的革命通俗小说《烈火金刚》改编为电影，票房惊人。

田壮壮对世俗的不敬，浪费了老舍的《鼓书艺人》，摇摆中拍了《摇滚青年》，终于敬了，拍《大太监李莲英》，最近的《蓝风筝》切入世俗情致，却被禁至今。

李少红的《血色清晨》最为可惜，环境质感与影像的力度都超过《秋菊打官司》，戏剧性也直逼十年前的法国名片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马丁格尔归来》），但由于编剧上的犹豫，失却饱满。这是“第五代”早期通病，不能或者走向艺术的鲜明，或者达到通俗的圆融。例如《黄土地》是试验商业影片，评论却被导演的说明误导了，评为试验艺术影片，反过来又误导了导演。“第五代”一个文化情结上的潜台词是：商业是庸俗的。中国大陆的电影评论者很长时间不敢使用“商业片”这个词，后来东张西望地称呼“娱乐片”。

四十多年干瘪的世俗生活，失却了自为的性格与精神，滑稽吧？

其实一九八九年中国有一部《过年》，应该进入中国电影编年史。导演黄建中，被算做“第四代”，突然摆脱以前反世俗的尴尬，拍了一部精妙的影片。影片对中国世俗的把握，对多重角色的呈现，对狭小的戏剧时空的调度，都有令人不易察觉的好。

同是“第四代”的谢飞，也在《香魂女》中达于成熟。有意思的是一直坚持世俗路线的“第三代”谢晋，好像把握不住世俗现状了，从票房中淡出。谢晋前些年的《最后的贵族》，在片名上开了孙中山先生一个玩笑，孙先生推翻了贵族社会，何再来贵族，而且还有最后的？迎合世俗，也要明了中国近代史。白先勇的《谪仙记》不是乱起的题目。

阴影没有看到这些影片，经过长期的疾病折磨，他于一九八七年去世，他没有完成正在主编的《中国电影美学》，那时正是中国大陆电影的一个周期性低潮。

凡是有关中国大陆电影，总是苦难良多。中国大陆电影开始重新展示世俗性格，也许是希望？锁入抽屉里的“反世俗”情结，也许在隐隐作痛？

注：原刊于意大利《君子》（Esquire），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