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我并不是想说你为了什么要做音乐，对这事儿我并不怀疑。我只是想问，你怎么解释这样的变化？

崔 健：对，我就想间接地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就是我们走入低谷或者在浪尖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在浪尖上的时候，我们始终想的是低谷；所以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始终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回到浪尖上。所以大家都说，说你在低谷的时候和浪尖的时候这种心态反应，我说没反应，本来就是没反应。

杨 澜：和在那个时代大家所渴望的和得到的东西相比，年轻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崔 健：我认为我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社会问题，这是我永远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我发现问题，完了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产生非常大的快感，这种快感常人理解不了。所以我怕的是社会没有问题让我去发现，所以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我发现问题，我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一点一滴地去把我这个观点通过我的作品给说得特别透的时候，我发现仍然有这种快感。我写《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灵感出来了，完了大家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地把它融入这个时代，这是他们的事，而不是我的事。

杨 澜：那你是觉得现在……

崔 健：当我观察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与我们的价值观和那个年代有很大的区别，我恰恰觉得这个是我们更要去理性创造的一个素材。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反应，人们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都是我们的问题。

如今问到当年听崔健歌的人们的感受，他们记得最多的是那种被击中的感觉。正是崔健直抒胸臆、不加修饰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诉求的音乐，击中了他们的心灵。崔健的愤怒代表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愤怒情绪。时光流转，时代变幻，崔健不再年轻，新的年轻人或许也不再熟悉崔健的音乐。但是崔健对时代特征的观察，对年轻人的观察，似乎比当年更加尖锐。

杨 澜：我觉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那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表达方式充满了饥渴感。然后也要表达，特别是对于过去被压抑了很久的那种情感的表达，他有一种逆反，他有一种要表达的愤怒或者要宣泄的一种情绪，那么那个时候年轻人会因为你《一无所有》也好，《最后一枪》也好，《红旗下的蛋》也好，他的那种兴奋点会被调动起来。那么今天当你再面对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而兴奋，他们为什么事情而激动？

崔 健：有很多解答方式，我只是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方式能够解答你现在的问题，也许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或者说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代表几个跨度的人，我们甚至能够代表比我们老的人，能够代表他们去表达一些情感。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歌迷也就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我们当时就是不到三十嘛，我就发现我们能够影响的这个年龄段实际上有我们这么大的人，甚至比我们大的人，然后还有更小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们那个影响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长期没有人能表达个人情怀，因为有这个政治的原因，有这个传统文化的原因。所以突然我们大量地说“我”字——我记得我的专辑里面，有人给我算过，我第一张专辑里面有150多个“我”。就大量地谈论我，我对你，我的恨，我的爱，我的判断，我的价值。那个也许是一种声音，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能够代表他。这可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然不是说一个人的能力，而是说这一代人怎么样，所以我只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

杨 澜：那一代人需要发出自己的一种不同的声音。

崔 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