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这是你的美梦？

崔 健：对，这是我的美梦。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如果我的所有的盗版的一半收入归我来控制的话，局面也会有很大的改观。国家也会支持我，国家会认为支持艺术家对这个国家的好处比支持盗版者的好处要大。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形成正比的，如果形成反比的话，他就会觉得，艺术家越活跃，你的力量越大，是不是你就会给我们更多地找麻烦，这种概念必须得改变。所以我发现你说两三句好话，你今天别这样，明天别那样，我觉得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所以我岁数越大了以后我就会想，我不轻易回答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思考的问题正是你想提问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想要鼓励年轻人的创作，真的要改变这个体制，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到时候你会看到。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你根本看不见，全都是鸡飞狗跳的，根本没有才华的人出来。我不愿意举出个别人，不然就变成我和他个人之间的矛盾了，其实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换人，应该换一代人，你的整个这个社会文化管理团队，整个都应该换，如果是我的理想状态的话。但我这个话不能轻易说，我要是说的话，我就要说非常有我的道理，让大家能够接受下去的话。我认为现在文化管理的什么音协啊，什么作协啊，都应该去反思这个问题。真正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哪儿？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国家，我们的艺术家在哪儿？我们不如一个小国家，几千万的人口的国家里面出的艺术家多。这是不是一个民族的耻辱？所以我就说像这些问题应该有人去严肃地思考，而且也许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艺术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

保罗?麦卡特尼在离开甲壳虫乐队之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绘画和推动动物权益的保护上。U2乐队的主唱博诺?沃克斯，如今更多时候是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在活跃着，他为改善非洲的贫困和落后的状况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曾经辉煌一时的摇滚明星们，似乎在音乐上都没有更多的发展，转而到其他领域继续发光发热。这似乎印证了著名的摇滚诗人鲍勃?迪伦说的那句话，一个人过了青春期就处于下滑的状态，你所能做的不过是减缓下滑的速度而已。然而对此，崔健并不认同。

杨 澜：你看这个西方很多摇滚的音乐人，比如像列侬，他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鲍勃?迪伦呢，像一个哲学家；还有一些成为社会活动家等等；还有一些要保持自己大明星的这个派头。在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摇滚音乐人的出路通常何在呢？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

崔 健：首先我不相信社会里所有舆论给鲍勃?迪伦和博诺他们的定位，因为我是做音乐的，我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个人的音乐之外的一些活动，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猜测要比一些媒体可能多了一层音乐语言吧。一个人老做音乐，和他长期思考去创作的时候，他一定对社会某一种现象长期关注，这种长期的关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带来反应。就像我平常没事干的时候，我老看电影，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哎呀，原来音乐家也是可以去做电影的。然后我就开始做电影，这个过程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就像丁武，丁武长期对航空关注，他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航空模型的小专家了。做其他的生意啊，卖画啊，画画啊什么的，这样的艺术家都有，他长期的业余生活成为状态的时候，时间到了一定时候他就会形成一种生活方式。

杨 澜：我想说的，可能他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摇滚乐是不是就特别适合愤怒的青年时期，而当你过了这个时期以后，你就不是摇滚乐的最好的承载者了。

崔 健：为什么要把摇滚乐只专项归属于年轻人呢？愤怒不是专项归属于年轻人，愤怒可以给任何年龄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