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会求人帮忙的人，”约翰说，没有为这个笑话停下来，“我他妈的肯定没有求过任何人办任何事……”

麦肯抬起一只手来阻止了他。“我并不是想让你说这些话，”他说，“我会考虑一下的。他给了你多少钱办这件事？”

最后，烦躁和紧张都停止了。“不知道，”他说，“但我估计应该值点钱。”

“很好，”麦肯说。

约翰站着，“我会告诉他，”他说。然后，“告诉我，麦肯。你保证你不知道。原来她就不能帮我妻子。如果你能再说一次，我就会相信，今晚我就能睡着了。”

坚硬和威胁都从他身上剥离开来。他只是个男人，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挽救他的妻子，但还存在着原本他可以做得更多的可能性，即使他那时还不知道，他陷在尽了力的安慰与没能做得更多之间苦苦挣扎。自从妻子死后，他在自己的心的周围筑起的自我原谅的每块砖头现在开始松动。只需要麦肯的一句话就能让它完全坍塌，让约翰不仅恨麦肯，更恨自己。

“我保证，”麦肯说。他的声音中带着愤怒和慌乱。他认识约翰将近一辈子了，现在这个男人站在这里，准备测试他们友情的界限，准备把他妻子的死归罪于麦肯，就因为艾娃做的一切。但是，即使在沮丧中，麦肯依然困惑于其实自己是否原本能有不同的表现？“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对其他每个人一样是个新闻，约翰，”麦肯说，“如果有任何我能做的能帮到你妻子的事，不管什么，我都会做的。人有责任帮助别人，出于义务。这是件我们一直都认同的事。”

“好吧，”约翰终于说。他用手做了一个不自然的动作，介于告别的挥手与不屑一顾的手势之间。“我相信你，”他说，“但是有人不会相信。你女儿开始了一些事。一些大事。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在寻求一些可以相信的事，他们会寻求帮助。当他们请求了，如果你拒绝——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都不会喜欢的。”

他终于转过身，打开门，走了。留下麦肯思考着未来。

“好消息，老兄。今天你被假释了。”麦肯站在艾娃医院房间的门口，一只手拿着一小束花，另一只手拎着运动包。花上飘浮着两只气球。一只上写着“早日康复”，另一只上写着“这是个女孩”。

“看我做了什么？”麦肯问时咧嘴一笑，指着气球。

“卡门的主意吗？”艾娃问。她坐在床上。她爸爸从来不是个会送花的人。

“为什么不是我的主意呢？”他边走进房间边问艾娃。

“卡门呢？”

麦肯把花放到窗台上。医院外面的太阳升得很高，阳光很亮。医院前面还有记者和挥着标语牌和横幅的人们。“她在家，”他说，“她本来是想来的，但她待在家的话会简单点。离开房子有点像出门走进龙卷风。到处都是人。举着标语牌。大叫。欢呼。还有其他你能想到的。她和宝宝没必要成为这些中的一部分，如果有帮助的话。”

“她只是没来，”艾娃回道。

“比你知道的复杂多了，”麦肯说，把运动袋挂在床脚，“我给你带了些可以穿着回家的衣服。快去换上吧。我们不着急，但我还是宁愿快点走，让马戏团开始表演吧。”他坐在窗台上，挨着花，交叠着双臂。“你感觉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她说。

“有段时间没听过了，”麦肯说，“你妈妈经常说这句话。”

“我知道，”艾娃说，“她本来会来接我的，不管房子外面有多少人。”她坐在床边，把脚垂在地上。寒意从脚底一路上窜，最后一直爬到脊柱顶端。自从飞机表演那天的事发生后，她一直都无法保持温暖。她把这些告诉了医生，但他们都向她保证会好起来的。他们总是在向她保证事情“很好”，这简直是在告诉她事情离很好远得很。他们把她看成一个孩子，不会把真相告诉她，即使他们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他们一遍遍说着他们有多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说自己了解得越多，艾娃就变得越害怕。尽管她只有十三岁，她知道谎撒得越大，真相就越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