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意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子弟则让 “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子弟，他们和他们留在上海的亲戚，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几乎塑造了厂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麦乳精、缝纫机、永久牌单车……若干年后我听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没有丝毫的疏离感。一家上海人在厂里开了二十多年的早餐铺，全厂的人都喜欢他们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一定是在肉馅儿里放了罂粟。

那时厂里有个“一二商店”，还有个新华书店，书店柜台后面拉着好几条绳子，漫画书就像晾衣服一样挂在绳上，很是吸引人。母亲和两位店员相熟，我得以享有在柜台后随便看书的特权，甚至可以把新书包上书皮带回家看。

除了郑渊洁的童话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看得最多的就是圣斗士，对处女座沙加求死那一集印象尤深：“花开，然后花谢；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整个银河系，甚至连浩瀚的宇宙都会有消亡的一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还有哪本漫画会教人以“无常”呢？

大陆的厂矿和台湾的眷村有几分相似，但厂矿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发展出眷村文化这样的东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厂者培养出他们又红又专的子女，再由国家把他们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母亲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工厂开始发展民品，母亲在一家附属厂里做钢瓶质检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润最好的时期，“现在看，厂领导傻，利润都上交了，没有改善职工福利。”母亲说。她和厂里几个技术骨干，曾有机会跟车间主任去海南，参与创办一家合资工厂，但是主任终于因为害怕砸掉铁饭碗而退缩了，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特区人民的机会。

小学时，每到过节独生子女就要发各种东西，两个厂的子弟小孩攀比：我多发了双白球鞋，你多发了支钢笔。后来比的是谁家有电子琴，谁家最先装电话。不过“拼爹”的年头没有持续多久，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利用改制赚了大钱的爹地们都去北京、上海、长沙买房子，然后搬走了，留下来的无望的父母过早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开始“拼崽”。

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一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它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而年岁渐长，虽不认可，也开始有限度地配合这种控制与挣扎，平心静气地不定期当一个展览品。

和母亲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聊天，听到又一个子弟小孩的故事。女孩和我同龄，赴法留学前堪称“考出去”的典范，没想到在法国信了教，回国后跑到香格里拉支教，认识一个“疯子老公”，被他“迷得要死”，家里不同意，她不惜和父母断绝关系，跑到西藏当野人。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我在网上搜到另一个版本：留法美术硕士云南支教找到Mr.Right，两人志趣相投赴西藏传教，现在他们居住在京北农村，清贫而满足。

两个故事，你选择相信哪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岗和待岗现象已非常严重，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在说贪污腐败问题。我读初中，被教科书收拾得一身正气加一脸天真，还冲动地要给央视《晚间新闻》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来反映问题。厂新华书店一本名叫《中国还是能说不》的书及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钓鱼岛忧心忡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