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出殡第二天，我们在社区医院附近遇到一位相识的村民，他带孩子来看病，穿着沾满泥巴的黑色胶鞋。他住厂矿外的村子里，和外公外婆关系很好，外公家包粽子、炸红薯坨坨都会送一些给他们去，他们家的西瓜熟了、土鸡大了，也会送过来，2008年冰灾时厂里停水停电7天，他每天从自家水井担水送到外公家来。

家里人怕麻烦别人，很多人都没有通知。他终于知道时，整个人像是被电了一下，然后僵在那里，眼泪马上就要涌出来。

“（丧事）办了几天？”“三天。”“噢……”我们走远了，他还愣着。

当天下午他带着孩子来看外婆，带了好多土鸡蛋。

在厂里效益还不坏的时候，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游园会、花灯会，厂俱乐部还有猜字谜比赛，奖品颇丰，正月十五，厂里还会组织舞龙队，到处拜年。舞龙队成员个个全副武装，因为人们会从天上地下用彩珠筒和鞭炮向他们发起攻击。但是这种“官办”文化活动终究缺乏民俗底蕴和心理积淀，一旦组织者失去了兴趣，厂里也就“没文化”了。

2010年，厂里完成“改制”，除了军品仍归中核集团，其余皆卖给地方，厂里人皆曰国家“甩包袱”。如今这里除了街道整洁安静些外，和一个荒芜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电影院没了，溜冰场拆了，人们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或者在电脑上“偷菜”，尽管走不了几步就是江边真正的菜地；书店早就关门了，前几年报摊上还能买到《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甚至《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也都没了踪影。

我在微博上写道，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矿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我突然想到了阑尾），它可以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背景吗？当然，这里尚没有强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保卫的了。

2011年底，表妹的孩子出生，小名娇娇，外公家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而我姨从“妇属厂”退休后，承包过冰室，张罗过早餐铺子，还在厂里开过一家卡拉OK厅（那时满大街都是“心太软”），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全职工作：外婆。

厂矿没有消失，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不过很少有人再说“子弟”了。娇娇如果以后要在厂里上学，她要读的将是“XX实验小学”而非“子弟中学”， “XX附属中学”而非“子弟中学”。

我再次离开老家前，外婆拉着我絮叨——我从小就习惯了她的絮叨，无非是反复告诉你要多吃点，多穿点，永远觉得你在外面是在挨饿受冻，是在“遭孽”，但这一次她却颤颤巍巍地拿出了那个硬壳的宣传画册，让我看看。外婆没文化，不认识里面的字，她觉得这里面装的是外公一辈子的荣耀。

听家里人说，最近几年，更年轻一些的厂子弟有了回流的势头，这大约和外面世界的就业形势有关，“回厂里托关系找个临时工干，一个月拿一千多块钱也过得下去。”但是他们会记得这厂矿吗？讲故事的人已经离开了，生煎包也换了主人，不好吃了——原来的主人赚够了钱，迁回了上海；阳奶奶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早在上海楼市起飞前，她就凭着本能的精明买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为她的孙子准备的。那里才是他们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