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亨利克·诺德布兰德《回家》

27岁的女文青杜若因为事业不顺遂，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没有什么可以让父母骄傲的”。唯一的安慰是，一年多前她拍板在老家N市买了套房。

N市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城，当杜若逃离刮着风的北京时，它以一种复杂的心态重新接纳了她。杜若的父母一度认为她将就此安定下来，张罗着要给她买房。他们希望杜若离自己越近越好，而杜若看中的小区离家有20分钟车程——这在小城人的眼里已经很远了，但杜若是在北京住过的人，她劝说父母：这里是新城区，又靠近市政府，发展不会差的。

2009年初，N市的房价陷在泥淖中，父亲不大高兴，认为买亏了。不久，市政府出台一个决策，将重点初中和小学迁往新城区，周围房价噌噌噌地就升上去了。如果现在卖掉那套房，她可以赚到50万。

其实她对房地产投资一窍不通，买房凭的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直觉”。杜若相信，如果不是在北京生活过，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直觉。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实习。周刊的老师们大气、睿智，与人为善，是她认识的第一拨“牛人”，“和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都不一样。”在18岁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每每为学校的俗气和市侩感到震惊。2004年是决定保研的年份，一个女生为了争得一个名额，和一个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则都是公共议题，虽然一些名词对杜若来说相当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兴奋，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杜若跟着这样一群新闻人指点江山。3个月后，她回到学校，告诉所有的人：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你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没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间的马桶自己坏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一种僵硬的北京式服务，要求她赔偿。她负气搬走。后来，她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讨好她，买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会说，这些东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适应期开始转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终于摊牌。“她当着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驱赶。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杜若又一次来到北京。先是在一家报纸跑热线，成天与车祸、火灾打交道，这显然不是一个胆子小、又不会使“诈”的文艺女青年的强项。跑了半年，还没转正，她挺丧气，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大学时的同乡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几次打电话来：要不我们一起回N市吧！C是个没什么主见的男孩子，他想寻找同谋者，以增加离开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顺，找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却被要求去拉业务。和杜若一样，他也有过“被驱赶”的经历：原本借助在亲舅家里，某一天，舅妈突然对他说，你妹妹要准备高考了，你不要影响她。于是他无奈地搬走了，蜗居在人大附近一个群租房里，几间屋子摆满了上下铺。

杜若却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个失败者的心理回去，总要先混出点名堂来。”C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她正在出租车上。男孩一个劲儿地说回去会怎样怎样，杜若最后只好打断他：我要下车了，不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