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打算如何使用奖金时，雅洛说：

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求而未得的……我有婚姻，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有一个能带给我快乐的实验室。我充满活力，身体健康。只要有任何未完成的事，我从来不觉得累。

当多萝西·霍奇金[57]被问及女性身份是否阻碍了她的事业时，她回答说：“事实上，因为我是女人，男人们总是特别热心，愿意帮助我。”

[57] 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6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虽然情况可能已经有所改善，但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2年，在美国的大学中，女教师只占了享有终身教职教师的35%，只有15%的女教师在科学院和工程学院任职。2004年，女教师的数量仍不敌男性，即使是在更多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科情况也是如此。2006年，一项由政府和私人开展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与男性相比，女教师的薪酬较少，晋升较慢，获得的荣誉较少，领导职位较少。这些差异似乎不是基于生产力、她们工作的重要性或其他任何绩效衡量标准。

报告还指出，自2000年以来，科学和工程学科中一半以上的学士学位是由女性获得的，但在那些拥有科学或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中，获得全职教师职位的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5倍。

如果大学的职位招聘存在问题，性别不平衡不是唯一的问题。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女孩在数学上的表现不如男孩，尽管有确切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样的观点的确影响了给予女性指导和建议的人。正是在研究生院和早期的教授生涯中，女性最容易遭受“累积性不利”。一项研究报告表明：

在研究生院，人们的行为被预期是独立的，战略性的，没有人际支持。这些期望与传统的女性社会化是相对立的……通常人们期待女性去遵循学术成功的“男性模式”，把全部时间投入科学工作以及与同龄人的积极竞争关系。

据报道女性要么被男教师忽视，要么被给予过度地关注。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研究生学生角色和育儿之间的冲突。一位女教师说：

如果一个学生有孩子，我不会招收她。带孩子的学生无法完成工作。这不是我不优先考虑带孩子的女性，而是这首先是个麻烦的迹象，我会让她们离开。如果我的学生失败了，对我来说也不好看。

决定终身教职的那几年和生育时间相吻合。除非一个女人准备推迟到40岁再生育，否则很难兼顾事业和孩子。人们期望研究者在凌晨3点和周末都待在实验室，这与婚后角色和母亲角色相矛盾。许多女研究生在怀孕后休假，放弃研究。

女性在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她们没有导师和榜样。女教师往往太少，在数量上不足以代表女性学生。许多女博士更喜欢去工厂或者师范学校，在那里更容易兼顾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个问题是自我永存的。

“你完全可以做到！”罗莎琳·雅洛说，但她没有说做到这点很容易。

在过去的20年中，3.5%的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是女性。但在同一时期，24%的和平奖和25%的文学奖被女性获得。和平奖和文学奖得主独立于科学家所存在的那种正式的、充满竞争的机构。她们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且往往需要牺牲。昂山素季被软禁在仰光时，多年来无法见到两个儿子。她说“你必须在生活中做出一些选择，放弃一些事情。只有不成熟的人才会认为他们可以拥有一切他们想要的生活。”

托妮·莫里森[58]写道：

[58]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93年文学奖得主。

我哪儿都不去。我没有任何精致的社交生活。我不会为了寻乐去任何地方，我不去度假，不去滑雪。在生活中很多看似有趣的事情，于我而言却无兴致。写作是我想要的—那里有假期、有乐趣、有危险、有兴奋—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作品中。

女性获奖者的传记和自传中用赤裸裸的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诺贝尔奖，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