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二姨妈也已出嫁，我们兄妹都对她很亲，称呼她为“弍（ni）伯伯”；只有小姨妈文斐（我们叫她小嬢嬢）未婚，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几个女儿的文化程度同她们的年龄成反比，小姨妈文化最高，在闸北外婆家时，她卧室里还有一架钢琴。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保留一架钢琴时而弹奏的年轻女子总给人以罗曼蒂克之感。

小嬢嬢漂亮，文静，身材高挑，但给我的感觉是她很忙，和我们小孩子接触不多。事后回忆，可能当时就在从事抗战救亡活动。抗战初期，我妈妈等亲友经常在成都路家里为医院缝制伤病员的病号服，听说这些活都是小姨妈组织的。当时的客厅里堆满了白衣白裤，住在一起的婶婶、阿姨也一同帮忙。

那时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岁吧，母亲也教我们缝制衣带，虽然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心里却觉得也为抗战出力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住在英租界，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地区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动还可以进行。

可是后来就没再见她，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线牺牲了。因为当时上海还在日寇占领下，气氛很是紧张，大人们都不同我们说这些事，究竟她是在哪里牺牲的，当时情形如何，在我写这一部分初稿时，还不清楚。后来我表妹王炼利来信说：我小舅舅（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王炼利的父亲）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回来，曾同她说起，小嬢嬢是偷着去参加新四军了，当时家里谁也不知道。后来接到她所在单位来信，才知道她随新四军转移，病死在苏北。她的遗骨是大舅舅到苏北去取的。大舅舅到了坟地后，掘开墓，见到小嬢嬢的大衣，就肯定了这是她的坟，将她的遗骨带了回来。因为像她这样的家庭，参加新四军在当时自然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因此，我父母对她的死讯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