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北，当时上海的上层社会是相当鄙视的。当时上海已是“东方大都市”，而上海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则显得贫穷落后（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谋生，那时候苏北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反映了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厨师、裁缝、理发师。这在当时上海是最低层次的几种职业。一个家产万贯的阔小姐却自愿跑到贫瘠之地闹革命，也可见当时人心之相背。

但在当时上层社会看来，小嬢嬢简直是叛逆之极，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样，他们很难获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军那里时，还说过“让她去”的气话。

一个腰缠万贯、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什么动力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上海舒适的家庭，到苏北这样贫瘠之地去呢？苏北为什么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这是个谜一样的话题。很遗憾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听到小嬢嬢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大舅舅张永生同外婆住一起，也在恒信洋行工作。我二年级考第一名后，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学生丛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礼物。

小舅舅张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长得也最帅，可以用风流倜傥来形容他。抗战时，他一个人跑到四川一所教会大学读书，但大学没读完，就辍学工作了，也许是他一人在大后方，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已经结婚，妻子是成都时的大学同学，生有一女，后来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结了婚。

小舅舅是一个公子哥儿，上海所谓的“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他开过自行车行，装配自行车，那时候，在上海，有一辆自行车，就不简单了。我在高中时，同班四五十名同学，有自行车的只有二三人。如果做个比喻，开自行车行大体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好一些品牌的汽车行，可见他是个很时髦的人，而且敢想敢做。敢想敢做的个性跟随了他一辈子。

我上清华时带去的自行车就是他开的店为我装配的，我也因此成了清华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拥有自行车的学生。这辆车，后来在班上，成了公车，哪位同学要进城，就骑着我的车去。

20世纪20年代末，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风云际会，政治与经济势力也此起彼伏。除了雄踞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革命党、各种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盘踞在上海，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地址最初也在上海。上海既是冒险家的天堂，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同时也是大浪淘沙之地。28岁的父亲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职营业员，可见父亲应该还是有一定硬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