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袖带充满气后暂停了一下，然后开始往外放气。他们的对话也被搅得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我只听见什么“脊髓休克”、“振动觉”、“中央脊髓综合征”。终于袖带消停了下来，只剩下相对低调点儿的人工呼吸器声。我也听清楚了医生向父亲解释我的伤势：我的脖子在脊椎C2 和C3 处断裂，这其实通常会导致灾难性的伤痛，可万幸的是，多亏大家在事故现场没有碰着我的脊柱，而且在救生飞机上给我注射的类固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之，有可能——没人敢打包票，这一点很重要——但毕竟还是有可能，当软组织消肿后，兴许我会恢复一些活动功能。

在麻醉剂的余效作用下我又渐渐昏睡过去，可那些对话却像回声一样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却不会像回声般退去：有可能恢复一些活动功能……有可能恢复一些活动功能……有可能恢复一些活动功能……如果我仅凭意念就能把那该死的排气扇从墙上拆下来，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

一转眼就到了现在。且不说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九个礼拜，当我听到哈里死去的噩耗时，就像落入地狱般煎熬。在那些痛苦难耐的夜晚，我被困在身体的肿块里，想像着他的身体已在某处开始腐烂。直到后来有人好心告诉我，父亲已经将他火化。那个因为弱视看起来有些羞怯的实习女医师，第一个巧妙地想到用音叉敲打自己的膝盖，然后将嗡嗡作响的音叉压在我的脚底；当我的大脑辨识出那个频率（中央C 上方的A ）的回响时，我又喜又惊，因为这代表我的振动觉还没完全丧失。

通过颅骨牵引手术，还有那个实习医师在我脑袋里拧上的钛合金颅骨螺丝，我这十六磅重的脑袋才跟脊椎连在一起，才能伸展脖子，才使椎骨愈合。接下来经历的是复健，手术，支架，双杠，拐杖。是那些付出巨大努力和作出难以置信的奉献的专业医务人员让我在这场劫难中幸存下来，在差不多十五个月之后，除了每个指尖的知觉有极细微的减弱外，我的知觉几乎全部奇迹般地恢复。终于，在第二年的七月，我迎来了最美好的时刻——不靠任何外界帮助，走上了婚礼的红地毯。镶珠婚纱的拖尾似绸缎般优雅地发出沙沙声，仿佛在宣告我的胜利。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马，尽管身体其实并无大碍。我的父母也一直认为我不会再重返马背了，因为我嫁给了罗杰。可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我的心思。我嫁给罗杰是因为婚后可以搬到明尼苏达州，在那儿不会有人让我去骑其他的马，因为没人能理解，在我心中任何马都只会是其他的马而已。

之后我更愿意用隐喻的说法去描述那次事故，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得太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我去了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我常常把它比作多米诺骨牌中最先倒掉的第一块牌，在前一刻还稳稳地像标点符号似的立在那儿，顷刻之间它的倒塌便引发出一串连锁反应，不可阻挡，无法停止，而你所能做的，只是退后站在一旁，眼睁睁地任凭这一切发生。

直到二十年后，最后三块牌倒下。

倒数第三块，第二块，最后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