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十分明白实践标准问题的深刻意义和斗争的严重性，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过：“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他在7月18日出国去做治腿手术之前，还特地给胡耀邦等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四十大板。很不幸，他在德国治疗过程中逝世。罗瑞卿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真理标准讨论给予重要支持，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一项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北京、在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但是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尖锐了。这期间，胡耀邦和“特约评论员”不断受到来自高层的点名批评。一时间，在北京和外地都有传言：“胡耀邦犯了大错误”，“实践标准的文章出了大毛病”等等。但新闻舆论界不顾种种责难和禁令，继续不断地刊登阐述实践标准的理论文章，并且还以很大的篇幅宣传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动态，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声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于6月20日和21日召开的真理标准座谈会，六十多名与会者强调只有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大问题。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又召开了全国性的讨论会，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政治意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讨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孙冶方等人强调“对于那些实践证明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对于那些实践证明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要破，就要改”。

在这前后，自然科学界也积极参加这场讨论。先是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了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作出决定支持这场讨论。接着，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7月5日和10日联合召开了理论讨论会，强调当前“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以上所举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讨论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作了及时、充分、很有声势的报道，可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新闻界和理论界从一开始就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形成强有力的舆论，为这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胡耀邦十分赞赏，后来他于1979年3月31日在《理论动态》上的批语中说：“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