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其人难鉴，其心谁知？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 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 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在他自己的体系里游刃有余。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所以他躲得过雷霆之劫，却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依他的性情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和文艺家能比？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泱泱大国，五千华年，向来不缺历史，缺历史观。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无论国共都出于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但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至少在学术上是轻佻的——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而在我们熟知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有别的曲笔？在南京的那个下午，在那个胡兰成的气息氤氲回环的道场，我感受到胡纪元先生在用心地、缓慢地、小心翼翼地为父亲正名，为那一段历史岁月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寻找解释，这种正名和解释能不能站得住脚且不论，只是我们先不要把一顶大帽子扣过来，因为只有允许才有客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