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人注意过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连贯性。称之为“零余者”也好，叫他“弱者”也好，其实，“他”就是郁达夫自己的文学形象（但不等于生活中郁达夫本人）。不仅小说、散文靠“他”支撑，甚至作家的书信、日记也渗入了文学因素，也参与了这个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自我塑造，而文学形象又通过作品，远远超出自我的意义，成为现代人物画廊上的独特典型之一——这种艺术内容上的主观色彩，也就是所谓“表现自我”。

郁达夫在政论中，明明显示过他并不缺乏政治兴趣和社会观察力。他之所以要在文学中坚持执著于一己的情感世界，原因之一，是他在社会学意义上相信：再渺小的个体，仍有着被表现的意义与价值。“诗人须抓住特殊，如果这特殊是一种健全的东西，他就会在这里表现出一般。”（歌德）郁达夫在内心深处，并不怀疑自己的性情、欲望的健全合理，种种病态表现只是由于现实压抑所致，所以，他能“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茑萝集〉自序》），人们也能“从他的悲哀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悲哀，从他的心灵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心灵”。事实上，个人终究是社会中的个人，自我心灵当然可以而且也必然要折射现实世界。郁达夫曾明确表示：“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一阶级的生活……”这一思想，是他艺术上的主观色彩的理性支柱。

原因之二，郁达夫之所以直接把“自我”作为显示一般、折射世界的特殊的“个体”，是因为他在心理学意义上特别相信内在体验与心灵感觉的可靠性：“一个人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以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更真切的事情。”（《序李桂著的〈半生杂记〉》）他的这一见解，同柏格森的观点：艺术中令人感兴趣的“某种深刻的心灵状态或内心冲突……是不能够从外面获取的”，看似颇为接近。其实，郁达夫的“经验”，还是包含着“从外面获取”的感受的意思，所以，他的自我信任不会推向“除了我们自己的心灵之外，我们很难说彻底地懂得什么”的极端。他的主观色彩，不过是对自我情感和“真率性情”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