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起始确实为疲弊秦国而来，不过……”郑国回答。

“不过什么？”秦王政打断郑国的回答，又紧逼着问道。

“大王，臣是说一旦河渠修成后，会给秦国带来很大利益。臣为韩国延长数岁之命，而渠成可为秦国建万世之功。”

郑国的一番话同秦国决定开渠的初衷完全吻合，秦王政认为郑国讲得很有道理，况且工程已进行大半，完工在即，怎能半途而废？秦王政不但没有加罪于郑国，反而责令他尽快按预定方案把工程修完。

郑国渠修成之后，确实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史记?河渠书》写道：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修建的始末表明，秦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富国强兵、兼并诸侯之间的关系有着充分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不仅是秦国决定修渠并且在发现韩国的阴谋之后仍然修渠不止的理论根据，而且表明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在秦国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在《河渠书》中把郑国渠的兴建及其功效的发挥，同“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评价是很深刻的。

郑国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秦国的最高统治集团敢于下定决心，采纳来自敌国的专家的意见，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费时10年，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甚至在发觉郑国的阴谋后，仍对郑国信任如初，责令他将河渠修成，这除了修渠会给秦国带来富国强兵的重大效益外，也反映出秦国对于来自国外的客卿的重用政策是正确的。

先秦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封建农业社会，再加之当时激烈的争霸战争，人们看不到发展工商业的迫切需要和直接效益，因而普遍产生了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甚至在当时常常唱对台戏的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居然成了同调，这就不能不使人预感到此后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坚守重农轻商原则的某种历史必然。

如果说在中国的先秦时代，由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在东方这块土地上造成了普遍的重农轻商的意识，那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则又由这种集体潜意识维持了重农轻商的现实。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将富商连同六国旧贵族一起迁离故地，征收商人最重的徭役等等，自不必说；仅西汉最为繁荣的“文景之治”时代，各种打击和抑制工商业的法令制度就不一般。比如规定商人不能穿丝衣和乘车，其子孙不能参加考试做官，盐业由国家独家经营，商人盗铸钱币要处死；又比如当时设立了均输法、平准法、常平仓，以防止商人有机可乘。特别是汉武帝时，朝廷设立“算缗”、“告缗”之法，规定商人必须如实向政府申报资产，商人的车、船都要依一定的尺寸建造，并缴纳高额税金，超过规定的将处以重罚，而如果商人隐瞒不报，则要罚其戍边，把他的财产充公。如果有人告发商人的不法行为，政府就将没收商人的“算缗”钱分一半给告发人，以此鼓励告发商人、打击商人的行为。有人说“前汉重农抑商的政策”正是法家主张的实践，应该说这一论断是符合史实的。

阅读启示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主要在于他具备战略眼光。郑国渠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兴修水利有利于农业发展，富国强兵，民心归顺。秦国由此而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