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维新。清朝以来，士人被禁止干预朝政，他们向朝廷上书受到了重重阻碍，最终没能成功。尽管如此，“公车上书”一事还是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的。

1895年，袁世凯担任督办军务处行走的闲职，略感仕途不得志，抱负不得施展，当康有为提出“下诏以鼓天下之气，迁都以定天下之本，练兵以定天下之势，变法以成天下之治”时，袁世凯深感赞同，尤其“练兵以定天下之势”一条，正中袁世凯下怀。为此，当康有为公车上书被清廷各机构拦截时，袁世凯慨然承诺帮助康有为通过督军办递交给皇帝，由此举可以看出，维新变法之初，袁世凯是持赞成态度的。

1898年9月，慈禧太后欲废黜皇帝的传闻不胫而走，得知消息的光绪马上派谭嗣同找到袁世凯，“说袁勤王”。袁世凯与谭嗣同交情不深，仅仅是同僚关系而已，谭嗣同年轻气盛，以为袁世凯是绝对站在光绪一边的人，便以“忠君”为要挟，说服袁世凯出兵保护光绪。

“后党政变在即，你我身为人臣，自当誓死效忠，保护皇上，事成之后，皇上自然少不了嘉奖。如今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际，袁公如果不肯出兵勤王，嗣同宁愿以死明志！”谭嗣同刚刚三十出头，一介书生，看问题的方式十分单纯。如果说维新派仅仅以“忠君”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尚能支持。现在，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后生不仅以功名利禄相诱，还以死相要挟，袁世凯似乎瞬间看穿了维新派单纯、幼稚的一面，也预料到了他们将来的失败。

更让袁世凯不能接受的是，光绪派人说服袁世凯杀掉荣禄。对于光绪、慈禧，袁世凯有的只是作为臣子应尽的“忠君”义务，而对于荣禄，袁世凯更多的是一份友情和感激。

荣禄是袁世凯仕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人，袁世凯一直将其尊为恩师。选派练兵大臣之际，除了李鸿章、徐世昌等人外，荣禄也是极力举荐袁世凯的。袁世凯虽然在朝鲜立下功劳，但回国后始终还是个小人物。荣禄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军委主席，如果没有荣禄的保举，袁世凯也不可能获得小站练兵的机会。

小站练兵之际，袁世凯一度被以作风专横、克扣军饷等罪名被多人联名弹劾，朝廷派荣禄前去查办，荣禄向来对袁世凯欣赏有加，因此在办理此案时曾极力袒护袁世凯，最终以“查无实据”结案，并上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荣禄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在情感上，袁世凯自然更倾向于荣禄，而不是只会高高在上，对其呼来喝去的皇帝和太后。

9月中旬，袁世凯已经带领军队来到北京，这时，他正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他的好友、兄长徐世昌提出建议，让他仔细观察帝、后两派的实力。经过谭嗣同的一番威逼利诱之后，袁世凯看到了帝党的幼稚。不过，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让他不能对光绪帝有所隐瞒。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有真正明达实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累及皇上，关系极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古今中外，变法都是非常困难的，如今时机未到，如果皇帝不能耐心等待，而是倚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之辈，这些书生只顾自己变法痛快，阅历太浅，办事毫不缜密，幼稚冲动，靠这样的人主持变法，变法怎么能成功？

这时候，袁世凯的立场已经明确，他不能对皇帝不忠，也不能对恩师不义，因此他只能从帝后之争中退出，也许这晚他找到光绪，说出这番话，就是想带兵离开京城，静观时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