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同学相妒相害的事件并非仅此一见，还有庞涓之于孙膑。同窗之谊演变成如此大恨，可见人性之丑恶黑暗。任何理论都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荀子“人性恶”的论断一定和那个特定的时代有关。《韩非子》一书，思路清晰，说理透彻，立论冷酷，对法的拥戴，对帝王的尊崇，对智性的仇恨，对民众的轻蔑，对读书人——主要是儒家——的敌视，对自由的禁锢，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精通政治学的韩非却死在了精通政治术的李斯的手里，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而这也让我们发觉：学，绝不等于术；术，也绝不等于学。

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做了帝国的丞相。在这个位置上，李斯又将眼光转向韩非，将这位昔日同窗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上书秦始皇，建议“焚书”。焚书，就是将书这种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文明载体、思想载体统统烧成灰。李斯要用法家这把寒冷锋利的手术刀将人们头脑中的诸子思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儒家思想——一次性地、完全彻底地切除，使世界单一化，思维单向度，万众一心，异口同声，维护法家的“一尊”。中国只有在先秦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思想在自由的状态下，勃发、论战、碰撞、批评、质疑、激励、修正，最后得以成形。中国真正的伟大思想家都产生在那个时代。秦以后，中国再没有出现一位思想广阔深邃，精神高拔卓越，思维缜密透彻，目光锐利独到，开宗立派的，具有世界水准的伟大思想家。我们这个民族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思想上的“脑血栓”。这种顽症的形成，李斯“功莫大焉”，他是第一个对文化进行拔根儿的人，而后来许许多多“斯”们也做着同样的事。人们总说，历史是故纸堆，是已经死去的东西。实际上，历史的黏液还在堵塞思想血管的畅通，历史没有死，也永远不会死。历史永远是父亲，后世永远是儿子，没有哪个儿子的身上不流着父亲的血液。

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事。那时秦早已扫平六合，统一了中国，李斯这只仓鼠也已经功成名就，既富且贵了。统一后的秦王朝大约吸取了周朝衰落的教训，不再分封土地，不再立宗室子弟为王，也不再封功臣为诸侯。是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设宴，一个叫淳于越的人冒冒失失地进谏，批评秦始皇的这一政策。他认为，殷代和周代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自己的辅翼力量，才使得王朝长久延续，现在秦始皇不这样做，一旦国家面临危亡，靠谁来挽救局面呢？秦始皇让李斯来处理这件事。李斯认为淳于越的说法很令人不安。他以其狡诈的政治家智慧，敏锐地觉察到一股潮流正在威胁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有些人妄想借古讽今，妄想获得批评权，妄想对秦帝国的政策说“不”。这股潮流是极其危险的，李斯便向秦始皇写了封建议焚书的奏议，认为各家学说的存在，会令学者非议君主，非议朝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禁止，在朝廷，君主的权势会下降；在民间，见解相同的人会勾结成党。所以他建议：“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不去，黥为城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自然心有灵犀，于是批准了这个奏议，下令没收和焚毁《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国的文化乡野，变成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