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抗战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其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收入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战斗的。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