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三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三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滇缅前线的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美中关系中断达二十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1944年6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他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事实上，其中有三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出版了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