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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政府是怎样开会的?(3)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休会的铃声响了,与会者——他们都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或棉布制服,我在边区还没见到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的——松开上衣领子,分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

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陕北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压迫和战乱,损失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耕地。在1941年,陕北人民因为得不到外界的供应而陷入深重的危机。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向他们提出,现在只有三条路:饿死、缴械投降、用自己的双手来发展生产。陕北人民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技术人员一起想办法。他们缺乏劳动力,但他们用一种称为“变工”的农业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个困难,在农忙时节把人力和畜力集中使用,这是个体生产无法做到的好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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