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中国，一旦成了争议人物，就容易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20世纪80年代，讨论陈独秀的“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是敏感问题了。同样，涉及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少还会有人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八年，都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的大学生。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在历史学界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所以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版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而高华一直到他的书再版，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一次，我们在香港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我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于是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与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无论高华的“红太阳”一书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而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的问题扯在一起。

然而，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一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