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在“红太阳”一书出版前后，他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20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1949年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这时国内研究1949年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即便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史料，国内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的学者，也仍然寥寥无几。不用说，那个时候，国内外历史学界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的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作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的回忆录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原本，他留给我们的应该绝不仅仅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的成果之所以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他选择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研究领域，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成果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这一问题，高华在“红太阳”一书的后记里是这样讲的：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革命》、《忍不住的“关怀”》等，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