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人的经历变幻莫测，是福是祸，有时也难料定。章先生因胡风案陷于网罗，似是大祸，但因此摆脱了许多繁琐的活动，得以专心读书，又焉知非福？只不过这“福”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罢了。现在许多人都讲到章先生学识渊博，积累深厚，眼光独到，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很少有人谈到他是如何耐受着政治的、精神的高压，在痛苦中仍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要知道，那样的经历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念与追求。

天下的事情，常常有令人难解的偶合。2004年，女儿临盆，去帮忙两月。行前与鲍正鹄先生约定，回京再去看望。不料就在买定回程机票后，忽闻先生仙逝。莫名的哀愁袭上心头，久久难以排遣。2011年，女儿邀我去短住月余，又在回京的第二天得到了章培恒先生逝世的噩耗。前年到沪，他还约吴中杰先生和我到大柏树吃晚饭，说要送我一部《中国文学史新著》，但忘了带来。2010年两度到上海，都曾想去看望他，但他说身体很差，说话也没有气力，还是下次吧。不过，他仍托我的一位学兄把那部新著带了给我。谁料竟再没有了下次。

鲍先生去世后，骨灰撒到了海里，已是祭奠无地。丁聪先生去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这回，章先生去世，也留下遗言，不作任何遗体告别仪式。他们都是通达之人，生前死后，不愿为了自己劳动他人；他们都是自信之人，生前死后，无需靠那些虚张声势的排场来夸示自己的价值。陶渊明诗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箓。”“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人生都是这样一条路，只要无愧，也便无悔，争什么生荣死哀。

我得识章先生是在1959年。那年，蒋天枢先生为我们讲授先秦文学史，章先生正从蒋先生学习，所以有些章节由他讲授。不料他第一堂课便被我们弄得下不来台。原因也很可笑，那天，章先生走上讲台，显得很是拘谨，眼睛只是盯着讲桌上的讲义，声音不大地说了一声“诸位”。没想“诸位”二字刚出口，一位学兄便站了起来，大声说：“不要诸位诸位咧，这样叫不好听咧。”手足无措的章先生略略抬起头来，喃喃地问道：“那么，应该怎么称呼？”那位学兄答道：“叫同志、同学都可以嘛。”于是，章先生说：“那么，同学们??”总算重新开始了讲课。

其实，那位学兄也不是有意与章先生为难，只不过时值跃进高潮之际，人们的思想被鼓动得飞扬浮躁，希望重塑一个全新的世界，同过去彻底告别。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乃至先生、女士、诸位、诸君，这些称谓都该扫除，只有“同志”，才是最“骄傲的称呼”。所以一听“诸位”，便觉陈腐，与时代格格不入。而章先生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事还不止这一桩。

章先生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由母亲辛苦抚育成人，对母亲孝敬有加。后来，章先生慈母见背，格于时世，他不能庐墓三年，也不能披麻戴孝，只是在颈下系了一根细细的麻绳，头发胡须也多时未理，看起来形销骨立。这在当时也为学生所诟议，何况他的出身还是“剥削阶级”。这些事积攒起来，便有了课堂那一幕。这些，在今天听来已如天方夜谭，而当时在章先生，却是沉重的枷锁。至于章先生何以终于只是以“同学”相呼而没有称“同志”，我后来才悟出了些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