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十分专门，有些题目因其研究难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够师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为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易事。大家都知道谭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这地图上一条线、一个点的确定，曾经历过怎样的艰辛。严格说来，其骧师并没有专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的专门著述就是《长水集》及其续编，这是谭先生一生论文的结集。如果没有编纂历史地图集这个工作，谭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加丰富，但依我想来也未必会有许多专著行世。因为谭师的写作方式与别人不同，能用简短的文章说明的问题，决不将其拉为长篇，能用文章说明的问题也不一定要用专著的形式来发表。他在担任《历史地理》辑刊主编时，经常会在所审阅的稿件上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

由于编纂历史地图集耗去了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于其骧师有许多想要写的东西没能写出来，甚至在他最擅胜场的疆域政区方面也没有时间留下一部书稿，使后人扼腕叹息。好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终于拨冗写出了四万多字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图说，才稍稍弥补了这一遗憾。他真正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集体事业。其实在历史地理之外，老师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来不及发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总在想，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开的，而不是将墨水全倒光了靠空谈度日。

1980年，其骧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即今院士），我向他表示祝贺，不料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中科院学部委员旧浙大的人多，所以认识我的人也多。”言下之意是认识我的人多，投我票的人也多，我才成了学部委员。这话给我极深的震动，这是真正有学术底气的学者才说得出的话，绝不是一般的谦虚之语。同时也教育我，无论什么时候，面对无涯的学术，都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切勿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老师除了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以外，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所做的研究更侧重于技术史学方面，也就是以坚实的考证来建立自己的论点。在诠释史学方面，他也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其中尤以如何定义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疆界最为重要，现在依然是学术界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指导性原则。但是，对于空头的理论，谭师却是不以为然。有一次在他家里，因为说到什么事，提及理论修养，他拱了拱手，显然是敬谢不敏。这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求真存实一直是老师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使是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学术求真的基础上。讲真话既是做人也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过去不大被重视，以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历史研究则不妨迁就一点。老师求真存实与不惧压力的治史态度，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榜样。